本报记者 王硕

“当前，我国慈善事业蓬勃发展，但仍然存在参与意识不浓厚、慈善激励不充分、捐赠分配不科学等问题。建议从文化、法治、监管等多个方面发力，有效发挥公益慈善‘三次分配’生力军作用，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原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岑旭认为，慈善事业在实现共同富裕新征程中的地位日渐凸显，也为发展慈善事业提出了新要求、赋予了新使命、立起了新标杆，因此要采取新的举措，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采访中，岑旭对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成绩深感欣喜。“我们能看到，无论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中的参与意识，还是网络公益慈善上迸发出的磅礴力量，以及慈善志愿服务日渐壮大、慈善资源总量稳步增长，都显示出我国慈善事业的蓬勃生机。虽然仍存在‘骗捐’‘诈捐’‘逼捐’以及善款使用不透明、监管体系不完善的问题，但瑕不掩瑜，让我们对慈善事业充满期待。”岑旭说。

站在新的起点，岑旭建议，要从弘扬发展中国特色慈善文化、加快构建现代慈善发展理念、创造良好公益慈善法治环境、规范慈善机构运行监督管理以及加强慈善事业人才队伍建设五方面发力，助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源远流长。”岑旭说，在中华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中，仁者爱人、兼济天下、和衷共济、共度时艰等传统慈善文化赓续相继、积淀厚重。他建议：“应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将传统慈善文化与现代慈善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广泛开展慈善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活动。把慈善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文明创建活动考评体系重要指标，推动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慈善文化品牌和文化地标。建立覆盖不同层级的慈善表彰制度，强化对慈善捐赠者、慈善从业者的精神激励。”

在岑旭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慈善事业的内涵外延发生重要变化，内涵从传统的慈心善举向实现共同富裕提升，外延从传统的扶贫济困、救孤助残向增强未富人群的致富能力拓展。“这就需要变革重塑慈善事业发展的思路理念，推动实现慈善事业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由‘小众型’向‘大众型’转变。”

就此他建议，要引导各类慈善组织将工作重心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转向统筹城乡发展，从“输血”救助转向“造血”帮扶。要鼓励慈善捐赠主体参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投资兴办普惠性非营利的幼儿园、养老院、医护点，在助老、助幼、助学、助医、助残等领域探寻新课题、开设新项目。要引入公益慈善经理人制度，探索发展慈善信托、家族基金等新载体新模式，推动慈善行业体系化、标准化、现代化发展。

2016年慈善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进入依法治善新阶段。但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也存在一些需要修订的地方。岑旭认为，要加快推进慈善法修订工作，增加对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重大突发事件后慈善募捐的规定，将社区慈善、志愿服务、个人求助等活动纳入法律规范，明确互联网慈善的行为边界、募捐办法和法律责任；稳妥推进慈善领域配套制度建设，推动出台遗产税、赠与税、房产税等税收激励政策，健全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慈善信托行业监管等配套措施；适时修订突发事件应对法，完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明确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社会工作机构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法律地位、相应保障和制度激励等。

在规范慈善机构运行监督管理方面，岑旭提出应加快推进政府信用监管、联合监管体制机制建设，完善慈善行业自律监督，鼓励支持慈善行业组织开展行业评估，提升慈善行业的自律性和公信力。“要探索第三方机构对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评估机制；并畅通社会公众监督渠道，建设慈善捐赠溯源系统，运用数字化手段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慈善监督，规范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让慈善活动在阳光下运行。”岑旭说。

针对当前我国专业慈善人才匮乏、志愿者专业度有待提高的实际，岑旭建议，要加强各级慈善组织负责人培养使用，探索高等院校与慈善行业组织、大型慈善机构、科研机构等合作培养专业人才路子，完善慈善从业人员职业评价体系，拓宽职业晋升通道和发展空间。建立志愿服务工作常态培训机制，健全完善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强化志愿服务精神激励，适当给予社会优待和物质回馈。按照市场规律和相关规定，建立具有激励作用的薪酬待遇标准，提升慈善行业对专业人才的吸引力。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新阶段需要新担当。”岑旭说，在共同富裕宏伟目标引领下，我国慈善事业一定能够行稳致远、高质发展，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