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委员记者 杨建平

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国家在建设推动和平，于是，父母给我起名叫“建平”。从小学到大学，乃至工作中，总遇到和我一样叫建平的人。

十三届全国政协公示委员名单时，我发现叫“建平”的委员有好几位，其中一位和我的姓名一字不差，都叫“杨建平”。

还记得第一次开会，我在寻找那个“同名同姓”，他也在寻找“跟我一个名字的人”。我先找到他房间电话，打过去，我自报家门：我是另外一个杨建平。他在电话里愣了一下，接着哈哈哈大笑，说“我也正在找你”。一见面，竟然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都是五九年生人，长相气质、兴趣爱好、所学专业颇多相近。

从此，就成了“微信热联”，工作学习，无话不谈。他在香港中联办，常常就“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在媒体发表评论文章，我每期必读。而且读完必向他汇报读后感。我参加政协书香活动的读书体会、读书笔记，也第一时间和他分享交流，他的捧杀和棒杀，我都照单全收。

去年十月，我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调研，认为应该有计划组织港澳的青年学生到这里参观学习，尤其是在现场观看，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树立民族自信。于是，我和他商议共同提出一件提案。这件提案也得到了教育部高度重视，并很快给我们回复办理情况。

两个“杨建平”共同提出一个提案，也算是政协委员里一段佳话吧。

今年两会，他又联系我，想提交一个关于大力发展中医的提案，我们俩一拍即可——由他执笔，提出关于破解中医发展困境的思考，我也提了一些浅薄建议，最后，提炼出“增进对中医的认知和自信，用中医的标准衡量中医，培养爱中医懂中医的人才，挖掘中医宝库”等具体建议。

他把自己结集出版的评论文章《回归“一国两制”的初心》签名送我，落款写道：我也叫建平！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协会会长 联系人：徐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