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吕巍
3月，开学季。中小学生在暖阳微风中踏进学校的大门，迎来“双减”政策落地之后的第二个学期。
通过上学期以及整个寒假的政策落实，不少中小学生从繁重的作业负担和课外培训负担中解脱出来。据教育部近期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90%以上，73%的家长反映教育焦虑有所缓解，97%的家长反映对学校新学期的减负提质工作满意。数字虽然喜人，但这些显然不是“双减”政策的最终目标。要实现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破”重要，“立”更重要。
没有了课外培训的“加餐”，能否通过学校教育这道“正餐”实现各类学生的“营养均衡”？如何改变根深蒂固的唯分数唯升学观念？怎么实现课后服务系统性谋划、整体性推进？这成为一道道摆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面前的必答题。也是两会上，民主党派中央建言的思考题。
警惕“内卷”的惯性
“双减”落地，使作为教育直接参与者的学生、家长、老师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变化。虽然时间的自主权回归到学生手中，但教育内卷的惯性还在，不变的考试制度，让家长仍有这样的困惑：“换了时间，换了形式，一切似乎又都没有变。”
多个民主党派中央在调研中发现，在各非学科类培训中，体育类培训的受欢迎程度尤为突出，几乎每位给孩子报课外培训班的家长都会至少报一项体育类培训班。在被问及原因时，家长们几乎都提到了一个理由，那就是体育成绩在中考成绩中的占比在不断提升。
这是家长最真实的内心写照，也是当前应试教育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一些学校在“双减”过程中也表现躲闪。“双减”明确要求，严禁以任何方式公布学生成绩和排名，考试成绩实行等级评价。但一些学校，特别是中学，依照学生比例设定等级。比如，A等学生数量为学生总人数的10%，又依据成绩细分为A1、A2、A3、A4、A5多个等级。如此一来，学生在年级中的考试排名便一目了然。更有甚者，有的学校还在等级后面加一条数据分析：该生该学科打败了百分之多少的学生，排名更是精确到个位数。
凡此种种，都是分数排名的“变种”，都是“分数至上”观念的延续，充分说明传统应试思维惯性的强大，“双减”工作面临巨大的潜在阻力。这也让各民主党派中央不免担心：在不改革中高考制度的背景下，推进减负措施，可能会陷入升学看分数、名次，减负要求不看重分数、名次的悖论。
民建中央认为，如果继续沿用单一的考试分数、排名录取学生，基础教育很难摆脱应试倾向，这种状况下，学生的学业负担难以真正减轻，家长的焦虑也不会真正消失。因此，应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进一步引导家庭、学校、社会教育观念转变。加快建立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实施学生发展质量评价、学校办学质量评价和区域教育质量评价。
同时，还应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尤其学习品质、成长过程及环境因素，建立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电子档案，将评价结果作为学校和教师考核的主要依据。坚持教考招一体化改革，推动“育分”向“育人”转变。
课后服务要“提档升级”
“双减”政策出台后，如何提升学校课后服务的质量和管理水平，成为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
民盟中央在调研中发现，当前课后服务供需矛盾较为突出，课后服务呈现整齐划一、形式单一、效率不高、学生不感兴趣等倾向。对于哪些内容可以进入课后服务，学校尚没有系统、多样、有质量的“课后服务清单”可以选择。课外服务项目急需的各类副科师资匮乏，校内教师不足，社会教师难以引入。各地出台的“双减”政策也缺乏关于课后服务质量的内涵界定和衡量标准，“双减”政策的成效评价机制、评价方案、督查督办存在困难。
对此，民盟中央建议建立学校课后服务的准入制度和资源配送体系。根据不同学段教育目标，由教育主管部门订立课后服务目录和服务准入标准，不断扩充课后服务资源库。在推进“双减”的同时，推动“双增”：即减作业，增加体育锻炼；减培训，增加社会实践，在课后延时服务中增加学生参加户外活动、体能锻炼、艺术活动、劳动活动的时间和机会。
民建中央提出对课后服务开展教育督导，通过招投标、竞争性谈判、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遴选、聘请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退休教师及志愿者等参与课后服务，明确准入条件、程序、参与的形式、内容和任务，建立退出机制。
关于健全科学的评价激励机制问题，民进中央认为，应构建政府、学校、家庭一体化的评价体系，将义务教育质量评价、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与课后服务有机结合，加强日常督导，将课后服务工作纳入教育督导专项内容。民盟中央的建议是建立以家长与学生满意度为主，第三方机构监测参与的评价机制，开发基于可感知指标的过程性评价工具，建立覆盖决策、实施、评价和退出等环节的课后服务管理体系，加强家庭教育、家校共育，搭建学校—家庭—社会沟通桥梁。
“及时总结涌现出的好经验好做法也是十分必要。可以遴选一批被家长接受、可推广、可复制的好经验进行宣传推广，为各地进一步做好课后服务工作提供有效参考与借鉴，促使课后服务这一利教好事、惠民实事，办好办实，不断办出新成效。”民进中央表示。
不能学生减负教师增负
民进中央在调研中发现，“双减”政策的推进过程中，出现了教师负担加重的问题。
首先是工作压力大幅增加，不少一线教师在岗时间达10-11个小时以上，繁重的工作负担使得教师开展教科研等活动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专业发展受到较大影响。
同时，教师面临着综合能力提升的迫切要求。“双减”政策下，教师需要具备更强的专业教学能力，组织互助共学，开展分层指导；动态调节作业总量，差异分层布置作业，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开设各类兴趣课程；还要具备多元评价的能力，转变教育评价理念，掌握评价内容、标准、方式方法，制定科学评价方案，在教学中实施综合且个性化的发展评价。
“针对‘双减’政策实施主体的教师，也一直未有相关的激励与保障政策出台，甚至一些地区连对‘双减’政策中教师权益的保护规定也未严格执行，这是必须高度关注并妥善解决的问题，应采取综合措施减轻教师负担，为教师提供有效激励与保障。”民进中央表示。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师资短缺问题更为突出。对此，民进中央建议盘活编内外教师资源，加强优质师资供给。建立教师编制动态统筹机制，对市域内教师编制资源进行动态调整和统筹调剂，确保各学校师资增减基本与生源增减同步。创新中小学教师用人机制，合法规范地使用劳动用工、劳务派遣、劳务用工、人事代理等编外用人方式，积极吸纳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扩大优质教师资源供给。促进教师交流轮岗，解决师资配置不均衡问题。
综合运用经济和管理措施，为教师提供有效激励与保障也十分重要。民建中央提出核算课后服务成本，通过财政拨款、家长缴纳、社会捐助等方式做好经费保障。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和相关人员制定补助标准，按照多劳多得、补助“从高”的原则按月及时发放，并根据发展实际积极创新保障措施，提升服务效能，切实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
关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民进中央认为，应综合施策，精准支持，针对教师在“双减”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及时准确了解并提供有效的培训支持。搭建教师专业成长平台，开展常态化交流学习，引导和鼓励教师开展自主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