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贺春兰

3月4日晚8：30-10：00，委员通道活动结束后，医卫界黄宇光委员和空军航空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承志委员，在本报记者的支持下，连线采访了刚刚从委员通道归来的教育界全国政协委员李有毅。

采访伊始，黄宇光委员单刀直入：“‘双减’政策实施后，学校‘减负’了，可家长还在给孩子加码啊！”“是啊，家长首先要自我解放。当然，减负指的是减去机械重复的智力训练，不是要否定智育本身。”李有毅委员回答。

前后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采访结束后，黄宇光委员说，“我带着普通父母的焦虑，和一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对话，坦率地说，这场对话改变了我对‘双减’的些许疑问。我要把李委员对家长的建议捎给我的儿子儿媳，也让他们通过媒体传递给更多年轻家长。”

谈到此次采访的感受，杨承志委员说：“听完李委员的解疑释惑，我对‘双减’和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认识更全面，更具体了。”今年两会，他带来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的提案。

接受采访的李有毅校长也深有感慨：“两位委员在圈子之外看到了我身处其中看不到的东西，从不同视角深化了我对教育问题的认识。两位委员的关切也让我深深意识到，教育改革路长道远，教育人要埋头‘干’，更要积极‘说’，从而凝聚团结更多人和我们一起努力。”也因为这场谈话，3月5日，李有毅委员调整了自己原来准备的有关“双减”问题的提案，将其重点放在了“缓解家长焦虑”的问题上。

委员间可能是老朋友，但平时见面中，如此正式的探讨对话也不多。采访结束时，几位委员还约定，今后将加强交流，跨行业跨系统跨阶段地合作起来。

本报记者全程参与、见证了这次采访，但显然不同于记者熟识的日常工作，此次采访，更多意义上是不同背景委员之间围绕“双减”这一公众议题的一次深度沟通对话，有碰撞有交锋。

全国政协委员常常是行业精英，但跨界到另外一个行业，他们也一样有普通百姓的焦虑，同样需要解疑释惑。而委员们确实又是关键少数，是行业内有影响力的人。这样跨界的深度交流必然促成委员们彼此之间的影响和共识的生成，而这样的共识也必然能够通过委员和他们见诸媒体的声音，影响到社会公众，特别是他们所联系的界别群众。

这样的跨界深度交流想必还能够促进不同界别的政协委员相融共进，运用集体智慧、联合攻关、协同履职。

特邀委员记者模式的探索，其价值不仅在于通过委员采集信息、裨益一张报纸的新闻生产，还有可能成为凝聚共识的微创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