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让数字经济在助力抗疫的基础上，点燃了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根据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数据，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

好成绩一目了然，但为什么谈及数字经济的底子，多位委员会强烈建议要补课呢？

不要开口闭口说自己的

技术是“国际首创”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企业不能在特定环境下做了一点事儿，就到处吹牛。咱们得知己知彼，知道自己差在哪儿，需要保持危机感和奋斗精神。”谈及这一话题，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科技部原副部长曹健林直言不讳。

谈数字经济，曹健林的切入点是夯实基础技术。

“现在看，我们之所以能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一定成绩：首先源于体制优势，尽管我们自己还有成长的烦恼，但我们同时拥有国家政策的强大推动力；其次是体量优势，我们拥有足够多的大数据做基础支撑；再次，我们拥有基础设施优势，这要感谢新中国成立以来前辈们所打下的基础。”曹健林这样说。

但劣势同样明显。

数字终端产品方面，我国在全球市场体量最大，手机、电视、电脑包括一部分机床，中国在全球市场占比超50%，拥有绝对竞争力。但构成数字产品中最主要的元器件芯片，以及基础软件、操作系统、光刻机等领域，亟待追赶上来。

“大量公司集中在应用层面，而在关键器件的生产方面，是越往上游走难度越大，差距也就有可能拉大。一些企业开口闭口说自己的技术‘国际首创’。我觉得科技界应该对标农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以此类推，中国人的数字经济也同样需要建立在中国技术的基础上。如果从这点出发，我们真的需要长时期、大量的投入和支持，尤其是聚焦基础技术，要在核心装备、关键材料以及基础软件上下大力气，必须支持关键基础领域中的基础学科，包括超精密机械、超精密光学、应用数学。并且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这件事都要保持高度重视，发达国家政府对于夯实技术基础的重视程度，值得我们学习。”曹健林快人快语。

要实现我国芯片产业突破

只能靠自己

“在国家刚刚发布‘东数西算’工程的背景下，DPU（即Data Processing Unit，是大数据中心最重要的算力芯片）的研发和产业发展迫在眉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一研究院研究员曲伟结合热点时事，直奔补短板话题而来。

“在大数据、云计算高度竞争时代，在海量数据处理运算竞争领域的较量，甚至可以被视为国力之争。”用曲伟的话说，之所以力推释放DPU潜力，是因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水平与国际先进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在DPU芯片发展上却有较大机会，目前，头部企业在DPU研发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继续努力不仅有机会改变“缺芯”现状，还能推动我国通信网络、工业互联网、智能汽车、智慧医疗、边缘计算等诸多领域向前发展。

“这条路再难也要走，别人能走，我们也能走，因为只有走过去，才能带动我国相关产业群实现绿色发展的引领，才能使我们从硬件上消除国家数据中心安全隐患。发达国家对我国芯片研发和产业不断打压和遏制，要实现我国芯片产业突破，只能靠自己！”曲伟这样说。

“最先一公里”跑通

“最后一百米”才能落地

“近年来，我国在工业大数据引领和催化方面发展迅速，在集成应用和生态培育等多领域成效初现，但据我观察，挑战也是现实存在的。比如工业制造会产生大量数据，但由于设备种类的差异，工业数据来源、制式变得很复杂，数据兼容不了，就会使得大量数据‘沉睡’在哑巴设备上，难以采集。”谈及数字经济，全国政协委员、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认为，提升制造业数智化水平，或许才是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而为了进一步提升制造业数智化水平，沈南鹏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快推动工业传感器和通信协议兼容适配，以技术改造和新技术强化数据支撑能力。

“建议有关部门牵头，支持解决异构数据联网的技术试点示范，鼓励优先在增量国产工业设备中推动不同协议和接口兼容；在重点制造行业遴选一批智能示范工厂，推动以关键工序数控化、生产线柔性适应等技术改造工程。同时，也可以整合行业资源，推进数据脱敏、差分隐私、同态加密等隐私计算技术在工业数据安全共享的落地应用。”沈南鹏如是强调。在他看来，只有“最先一公里”跑通了，“最后一百米”才能顺利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