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修菁

刘红宇的手机里，存着一封感谢信，是四川大凉山一位彝族青年女律师写给她的：“刘律师，谢谢您，正是您让我们有了这次在北京研修的宝贵经历，让我们这些身处大山僻壤的年轻律师，有机会到北京开阔眼界。”

女性和困难群体，始终是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履职中重点关注的群体。

“感谢全国政协这个协商议政平台，燃起我身上的责任感，让我能去为社会做更多贡献，帮助更多的人，也结交了一批让我一想到，就感到温暖的同道。”

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伊丽苏娅，就是刘红宇所说的“同道”之一。少数民族地区法律人才缺乏专业培养通道的线索，就是伊丽苏娅提供给她的。

带着伊丽苏娅给自己点的题，刘红宇2015年借着去四川凉山地区出差的机会，专门对该地区法律人才来源和现状，做了调研。

“当地人民法院院长告诉我，他们确实很需要既懂民族地区语言，又受过院校法律学科教育的法律人才。虽然当时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有法律人才援助计划，每年都从发达省市派去法律援助人才，但是这些从各地援助去的青年法律工作者在当地服务期就是3年，很难让他们有学习当地民族语言的职业紧迫感。这使得当地司法审判中用的都是汉语，而少数民族地区很多基层老百姓汉语水平并没有那么好，这样一来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就可能得不到很好的维护。”

回京后，刘红宇将调研中听到的一线声音写成文章《我和梁山有个约会》，发表在《人民日报》。她写到，“我要为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从本民族成长起来的法律人才鼓与呼。”

在刘红宇的呼吁下，2016年司法部出台了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培养计划，“我们所这几年就陆续接收了云南、四川、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来京研修的青年律师。”

在刘红宇连续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履职路上，这样的“好人好事”还有很多。

近几年，刘红宇又把关注视角投向了老年群体。2020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她建议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走向老年友好型社会，“因为我们都有老去的那一天，关注现在的他们，就是关注未来的我们”。

让她欣慰的是，这一建议写在了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提出“推进智能化服务要适应老年人、残疾人需求，并做到不让智能工具给他们日常生活造成障碍。”

“14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非常珍惜政协委员的荣誉。政协是一个可以讲真言、建良策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我把老百姓关心的热点、痛点、难点问题传递出来，让党委政府听到的地方。”用专业的视角去观察自己深爱的国家、生活在其中的各层面百姓，进而去鼓与呼，这种情感就如她最爱的那首歌《我和我的祖国》，“一想起这首歌的旋律，我心底流淌的情感就会被唤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