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新
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东北暴发了历史罕见的鼠疫疫情，这场疫情致6万余人死亡，可谓近代一大浩劫。作为近代中国出版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之一，《北华捷报》虽在上海出版，但在东北疫情初始便有所关注，随着疫情的蔓延、管控，对东北疫情展开了大量报道，包括很多鼠疫专题的新闻，从在华外媒的视角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疫情治理史料。
疫情初期的关注
《北华捷报》迅速捕捉到东北鼠疫发生、蔓延的消息。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9日，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一场大瘟疫席卷整个东北，波及京津、河北、山东等地。11月11日，《北华捷报》刊登了10月31日发自哈尔滨的电报，电报内容取自《大阪朝日新闻》，报道在中东铁路上的满洲里火车站，暴发了31例鼠疫，15例死亡。12月23日，《北华捷报》刊登11月26日发来的电报，介绍瘟疫已经蔓延到哈尔滨；已报告13起病例，所有病例均已死亡。1911年1月20日，该报又刊登《满洲的瘟疫》一文，是于1月11日发自奉天（今沈阳）的新闻，该文开篇便提道：“一种可怕的疾病——××鼠疫正在吉林省肆虐，甚至沿着这条路传播，而据报道，它正在从哈尔滨向东的中东铁路沿线肆虐。”
《北华捷报》也报道了东北鼠疫的危害。首先是造成巨大人员死亡、社会荒凉。1911年1月27日，《北华捷报》刊登《鼠疫》一文，该文于1月14日发自长春：奉天电报报道，在北满洲、宽城子（今长春）、奉天等地，死于鼠疫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尸体随处可见。绅士和富人的大量外流使这些地方处于一种荒凉的状态。其次是经济严重受损。2月17日，《北华捷报》刊登《首都：鼠疫》一文，介绍了路透社的相关新闻，报道东北向欧洲的豆类贸易正在陷入瘫痪，这种情况对满洲的农民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对政府抗疫的报道
《北华捷报》对鼠疫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反应有着密集的关注。
《北华捷报》报道了中国组建防疫机构、制定相关章程的防疫情况。1911年，清政府设立了民政部防疫局、京师卫生警察队和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等，还命外务部、民政部、邮传部筹办防疫事宜。2月17日，《北华捷报》刊登《首都：鼠疫》一文，报道民政部已经招募了大量警察加入了卫生部门，该部门负责清理城市中较脏的区域，并收集疫情信息。在中央政府的防疫指挥下，东北及其他省份的地方政府也积极配合防疫。在东三省总督锡良的督导下，1911年间，奉天防疫总局、吉林全省防疫总局等相继成立。3月10日，《北华捷报》刊登《鼠疫：吉林》一文，其中有2月20日发自吉林的消息，报道称在防疫局的积极和组织良好的努力下，当地的鼠疫得到了极好的控制。
《北华捷报》也关注了政府的具体应对举措，如强化疫情报告、检疫隔离制度等。在隔离检疫方面，1910年12月23日，《北华捷报》在《鼠疫》一文中介绍，吉林省长已下令在宽城子、哈尔滨至吉林的主要道路上设立检疫站。1911年1月27日，《北华捷报》刊登《鼠疫》一文，其中有1月13日发自奉天的消息，称该市已被划分为多个区，设有医院，同时也在为患病者建立隔离医院。各级政府也采取阻断交通的方式，开展防疫工作。
该文还提道：日本和中国取消了满洲南部的二等和三等客运。在山海关设立了一个隔离站，头等舱旅客将在那里隔离五天。在这段时间结束时，如果他们没有表现出可疑的体温上升情况，他们将被允许继续前行。
《北华捷报》也转载了其他报刊的相关新闻。1911年2月10日转载《京津泰晤士报》的新闻，介绍哈尔滨傅家甸的防疫隔离举措，包括有四家鼠疫医院、三家疑似医院和检疫站，可容纳2000人。工人中有600名士兵、680名警察、500名从事殡葬、卫生和消毒工作的苦力，以及40名医生和助手。《北华捷报》认为，这至少证明，中国当局正在做出勇敢的努力，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应对这种局面。
在意识到传统医学无法应对鼠疫疫情之后，清政府采取西式防疫方式，启用留英医学博士伍连德统领防疫工作，推进外国医生援助东北防疫，并于1911年4月在奉天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万国鼠疫研究大会。1911年1月27日，《北华捷报》刊登《鼠疫》一文，其中1月15日发自北京的消息中提到，北京和天津的外国医生可能会组成卫生委员会，尽可能与中国人合作。1月13日发自奉天的消息，报道政府已邀请英籍医学传教士司督阁担任首席医疗顾问。4月22日，《北华捷报》刊登《国际鼠疫会议》一文。文章全文转载了会议主席伍连德医生在万国鼠疫研究大会上的致辞。致辞内容主要包括：概述疫情、疾病的起源、疫情的蔓延、会议议程等几部分。文章还介绍了“总督的接待”，以及“第一次医学会议”“细菌学和病理学”“通过动物感染”“关于鼠疫杆菌的讨论”等会议相关内容。
对防疫困难和限制的报道
《北华捷报》也注意到清政府疫情治理遇到的困难和限制。首先是经费筹集困难。东北鼠疫防控耗费巨大，使本已举步维艰的大清财政雪上加霜。1910年底，锡良曾两次向清政府请求拨款，清政府拨款银31.2万两。1911年2月5日，锡良再次请求东北地方当局向大清、交通两银行“各息借银三十万两”。当月10日，《北华捷报》刊登《鼠疫》专栏，开篇便提及锡良要求财政部和邮电部授权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预付银30万两白银一事。1911年2月24日，《北华捷报》刊登《鼠疫》专栏文章，提到尽心尽力的中国官员不敢采取严格的措施，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大量训练有素的人。
其次，疫情防控人员紧缺。1911年2月17日《北华捷报》刊登的《首都：鼠疫》指出，因缺乏训练有素的人，政府难以有效执行计划。几个医生、几个医科学生、一些警察、几百个苦力，远不能满足超过20万人口的城市的防疫工作。而这一直是整个系统的弱点，政府不得不采用部分受过训练和未受过训练的人。
再次，民众的迷信无知和一些风俗习惯也阻碍防疫工作的开展。出于无知、恐惧心理，民众存在制造谣言、藏匿尸体的行为。3月17日，《北华捷报》的《鼠疫》专栏中举例，人们将尸体藏在城中大量积雪中，并安排运输局（雇工农场）的车夫把尸体连同积雪一起带走，然后把尸体埋在城外，这已造成当事人多名家庭成员死于鼠疫感染的情况，极大影响了检疫人员的防疫努力。在清朝伦理传统下，民众多采取土葬，难以接受火葬。但东北冬季冻土深厚，难以挖坟，大量暴露在外的尸体给疫情防控造成巨大影响。
对社会抗疫的报道
面对凶猛的鼠疫疫情，除了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大量的个人、群体等也以不同方式参与到疫情防控事务中。《北华捷报》也对此展开了报道。
医生、医务工作可以说是疫情防控中最重要的群体。《北华捷报》对中外医生应对疫情的举措都有所涉及。除了中国医生的诊疗事务，传统药剂也为《北华捷报》所注意。1910年11月18日，《北华捷报》刊登了《中国鼠疫药方》一文，提及中国应对鼠疫的药方是服用将蛇皮、蜂巢和人头发烧焦后碾磨得到的粉末。在西医群体的防疫选择上，《北华捷报》注意报道西医开展鼠疫疫苗接种实验的情况。1911年3月3日，《北华捷报》在一篇报道奉天疫情的文章中，介绍了在东北抗击疫情的医生对于哈夫金疫苗效果的持续性实验情况，即医生自己注射疫苗，并详细观测10日内的反应，认为哈夫金疫苗的功效似乎已经确立，但从第5天到第7天，包括接种后，似乎有负面影响，人们必须非常小心。3月10日的《北华捷报》报道，政府愿意以最快的速度提供大量的哈夫金疫苗，但问题是让穷人相信并接受疫苗接种。
《北华捷报》也报道了东北地方商会的防疫事务。在疫情当地的社会社团中，商会对疫情的参与尤具代表性，设立了他们筹办的、防疫限制较西式防疫制度较为宽松的隔离医院。1911年3月10日，《北华捷报》刊登文章《鼠疫：吉林》一文，其中2月21日发自奉天的消息指出，商人阶层的问题非常严重，他们坚持在自己的控制下为自己的阶层提供特殊的隔离成分。不幸的是，他们的装备远不如政府安置得那么好，而且死亡率非常高。2月27日发自奉天的新闻，报道了那里的商人收取捐款，开办了一家独立的鼠疫医院。但他们坚决反对一切现代方法，特别是消毒剂。几天之内，两个最著名的“医生”、他们的数名助手和100多个“相关人员”都去世了。3月24日刊行的《北华捷报》也表示，奉天这个城市，要不是商会的目光短浅，现在可能已经清除疫情了。
总的来说，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从外媒的视角观察记录、评论了1910年至1911年间鼠疫疫情的详细情况，报道了清政府及社会应对鼠疫的方式，对在华的外国人了解此次疫情提供了最直接的报道，而且该报对中国各方面抗击这场鼠疫给出了较高的评价。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