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建民

钱锺书与傅雷的熟知，应该是在抗战后期的上海。当时有良知的学人们不知何时“天亮”，日子难过。钱锺书夫妇及其他友人，常去傅雷家客厅夜谈。

如我们一般的印象，钱锺书学识渊博、极为健谈，傅雷两个儿子也爱听。傅雷怕孩子不解，不让他们听。一次大家笑谈时，他一下子拉开孩子房门，看见两人偷听，便大发雷霆，连带把整个气氛搞僵。数十年后傅聪到钱锺书家，还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可惜傅雷已经不在，此时回忆又是凄然。这样非常时期的交流，是傅雷与钱锺书友谊非同一般的证明。

由于钱锺书的博学和幽默谈吐，他成了极少可以打趣傅雷的人。当然，这其中有学业的尊重。钱锺书建议傅雷临什么字帖，傅雷便会听从。钱锺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傅雷也“高兴地学起了十七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据杨绛文章介绍，傅雷与钱锺书之间还闹过一次“别扭”。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召开了一次翻译工作会议。未能到会的傅雷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当然需要举例，傅雷在意见中，举出不少他见到翻译文字中的谬误例句。他应该没有想到，这份意见被印发在大会上供人参考。他举出的谬误例句，都是有主人的。公开发表，等于让这些翻译家示众。

据杨绛回忆：这份书面意见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此刻，即使傅雷的友人们也有看法。杨绛后来写文章说：“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中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从实际考虑，傅雷倘能先挑几个自己的错误“作陪”，情形也许会稍好些。见到这样的情况，钱锺书以老友身份，去信责备了傅雷的作为，傅雷“气呼呼地对我们（指钱锺书和杨绛）沉默了一段时间……”

钱锺书在信中如何责备傅雷，现在不得而知。态度应该诚挚、可语气当然是严肃的。这一点，傅雷也应该是理解的，所以，一段时间不搭理钱锺书后，“不久就又恢复书信往来”。（杨绛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