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淇

当前，全国多地已发布建筑业清退令，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清退超龄农民工。一些农民工表示支持理解，也有一些在工地干了一辈子的农民工不解：“我还干得动，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干下去？”

建筑工地门槛低、上手快、收入可观，往往成为农民工就业的首选。但施工高处作业多、露天作业多、手工及繁重作业多等高危特点，加之年龄增长带来的体力和意识问题，也带来了安全事故高发易发的风险。因此，国家出于安全考量出台政策，目的就是避免超龄农民工伤亡悲剧再度上演。

清退超龄农民工是一片好意，但具体怎么做才能真正释放政策善意？应该看到，部分超龄农民工的务工需求依旧存在，如何让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显然不能简单通过强制性手段加以规避。

就目前而言，超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该部分超龄农民工，各地政府应积极协调，建立联系服务机制和培训需求意愿清单，精准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提升掌握新技术、新技能的水平，帮助其体面劳动、舒心生活。

较之于深居乡野的传统农民，超龄农民工不但拥有丰富的务农经验，而且视野更加开阔、能力更加综合，更容易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也可服务于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超龄农民工蕴藏的这股巨大能量，各地也应因地制宜，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政府与社会共担的服务体系和技术管理培训体系，着力解决好基础配套和资源配置方面的问题，以优质营商环境吸引更多超龄农民工返乡创业创新。

在清退超龄农民工的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其权益保障能否相衔接。例如，城镇医保和社会救助体系尚未将农民工群体归入其间，而在异地就医和转诊等方面，农村合作医疗等相关制度也有待健全，超龄农民工往往处于城乡医疗保障的真空地带。另外，由于长期在外打工，许多超龄农民工已适应城镇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渴望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要充分重视这一诉求，探索更加“适配”的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