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云海

日前，上海市虹口区一市民求助买菜平台外卖员余先生，给青浦区的听障父亲送菜。因交通管制，余先生一路辗转，27公里的路程走了近4个小时。为表达感谢，该市民通过多种方式要向余先生转账，均被婉拒。之后，给余先生充了200元话费。该市民将事情经过发到网上后，竟有网友对“200元话费”较真儿，认为报酬太少。4月6日，网传该市民因受到网络暴力跳楼。7日下午，当地派出所称，至于坠楼原因，还需进一步调查（4月8日，九派新闻）。另据澎湃新闻转载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报道，外卖员余先生说，“看到顾客被网暴，我难过得睡不着觉。”

本应是疫情之下人与人之间一出关心友爱的温情剧，却被网络暴力演变成了一场惨剧。何为网络暴力？这其实并不是法律用语，不同学科都可能涉及，可以看作是发生在网络公共空间里针对特定个人的侵权行为。有专家认为这种行为往往由一个人发起、参与人数众多、公众互动频次高、具备跨平台传播等特点，其危害后果不可预测、不可控制，通常伴有侵犯人的名誉、披露人的隐私、侮辱人的尊严等侵权行为。

虽然网络暴力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但这几年随着娱乐圈“饭圈文化”以及影响较大的社会性法律事件已经让大众对网络暴力有了一定的认识，并见识到网络暴力的重大危害。

网暴事件频频发生，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网络的隐匿性，二是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一些人在敲击键盘时肆无忌惮。互联网给了每个人自由发言的机会，有些人却带上匿名的面具在网络上频频作恶，吞噬着一个又一个“猎物”。“网络暴民”们利用网络世界互动性和开放性强的特点，发布诽谤、诋毁他人言论，违法成本越来越低，杀伤力却越来越强。

然而，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任何人在网上的言行超过言论自由的合理边界，都将承担相应后果、付出法律代价。鉴于网络空间的复杂性，网络暴力治理也应该多方发力，且已迫在眉睫。笔者认为，首先，要通过引导教育的方式，提升网民的网络素养，理性、文明发声；其次，为遭遇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建立有效投诉举报机制，以便快速、有效地处理投诉和举报，将网络暴力扼杀在“萌芽状态”；再次，要督促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不断升级优化筑牢“防火墙”，及时发现并处理网暴事件。

最后，从法律角度来看，需要抓紧完善网暴相关立法。目前，我国还没有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来规制网络暴力，其规定散见于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网络安全法、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中。建议进一步明确网络暴力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治安处罚及刑事责任，探索建立网络暴力黑名单，建立惩戒机制等，提高全社会反对网络暴力的法律和维权意识。

网络暴力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向网络暴力说“不”，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必须将网络监管纳入法治的轨道，才能让网络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有序运行。

（作者系中华志愿者协会法律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