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培禹

他把“心”带到了三河

最难忘1990年4月，泃河水涨，柳絮纷飞。为寻访浩然的踪迹，我来到了河北三河县，和浩然老师一起度过了几天在他看来平平常常，而于我却难以忘怀的日子。

若干年前，浩然带着女儿住在通县埋头写作《苍生》时，我就萌发了采访他的念头。我向报社一位家也在通县的同事打听浩然家怎么走，这位同事说：“嗨，你到了县城街口，找岗楼里的警察一问，谁都能领你到他家，业余作者找他的，多啦！”

这次到三河，倒印证了那位同事的话。“噢，找浩然啊，往前到路口拐弯，再往西就是。”三河人热情地把我引到了浩然的“泥土巢”。

“姑父，来客人啦！”朝屋里喊话的是浩然妻子的一个娘家侄女，她住在这儿帮着照顾久病卧床的姑姑，腾出手来也帮浩然取报纸、拿信件。

正在和几位乡村干部交谈的浩然迎了出来。他，中等身材，岁月的痕迹清晰地刻在了他那仍留着寸头的国字脸上，鬓角两边已分明出现了缕缕银丝，只是那双深邃而有神的眼睛，是一位充满旺盛创作力的作家所特有的。

显然，那几位村干部的话还没说完，一位岁数稍大点的，把浩然拉到一边“咬起耳朵”来，浩然认真地听着。那情景，我下乡采访时常见到。不用说，浩然已经进入角色了。

正好，我可以好好打量打量这间“泥土巢”了。几间平房，是他担任了县政协名誉主席以后县政府专门为他盖的。东边一间是卧室，和浩然相濡以沫40多年的妻子患病躺在床上已一年多了；中间比较宽敞的，是浩然的会客室，乡村干部谈工作，业余作者谈稿子，都在这儿；靠西头的一间是专供浩然写作用的，写字台上四面八方的来信分拣成几摞，堆得满满的，铺开的稿纸上，是作家那熟悉的字迹。看来，由于不断有人来打扰，他的写作只能这样断断续续。

书，是作家辛勤耕耘的最终产品；书，是作家漫长创作生涯的浓缩。我的目光不由地停留在占满一面墙的四个大书柜上。浩然拉开布帷，打开书柜，拣出几本给我看，有的是世界名著，有的是已绝版的旧书，经他重新修整并包上了新皮儿，扉页上大都有浩然的签名和购书日期。还有一部分是我国和世界上的一些著名作家、专家学者送给浩然的赠书，相当珍贵。

作为一个也写过点东西的业余作者，我最理解，一个作家珍存的，当然首先是他自己写的书。“泥土巢”的书柜里，竟摆着浩然1958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喜鹊登枝》，摆着他1960年代的成名作《艳阳天》，摆着1970年代的《金光大道》和1980年代的代表作《苍生》，以及日本、法国、美国、朝鲜等翻译出版的他的著作译本。

50多本书——浩然的50多个“孩子”，他都随身带来了。浩然把自己的“心”带到了。

“姑父，来客人啦”

“姑父，来客人啦！”内侄女又在招呼来人。我住在浩然这儿，每天至少要听到五六回这个声音。有时晚上九十点钟了，也会忽然响起一声：“姑父，来客人啦！”

这天清晨，蓟县、平谷的业余作者来了。此时，只有我知道，他们的浩然老师刚刚为妻子梳洗过，然后做了煎鸡蛋、煮牛奶，看着妻子吃下。书桌上，他匆匆给延庆县业余作者孟广臣的信刚写到一半。那是几天前在一次领导召集的座谈会上，浩然替这位长期在农村坚持业余创作的农民作者呼吁，引起了领导同志的关注，有关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浩然从北京回来连夜就给孟广臣写信，信刚开了头，被老伴的病缠住，又搁下了。

多少年来，浩然已养成一个习惯，他无论外出开会，还是到哪儿深入生活，除了洗漱用具外，身边总要带上一堆全国各地业余作者寄给他的稿子，途中乘车、午间小休、晚上临睡前那点工夫都要挑选出几篇来看。

一个叫陈绍谦的年轻业余作者，患先天性心脏病，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他写信给浩然，诉说了心中的苦闷和绝望。信几经辗转，到了浩然手里。第二天，当这位农村青年崇拜已久的著名作家出现在自己面前时，他激动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浩然抹着额头的汗水，微笑着告诉他：“我一溜小跑，找到你家来了。”

以后，陈绍谦按照浩然老师的话去做，一边读文学书籍，一边读社会生活这本大书，不断地练笔，终于写出了充满生活气息的小说《灾后》。浩然读到这篇稿子，立即推荐给北京的一家刊物。稿子被退回来了，浩然又挂号寄给上海的一家文艺期刊，又被客气地退回了。第三次又寄出去，两个多月不见回音，稿子也找不回来了。

浩然写信给小陈，热情肯定了这篇习作写得好，要他把原稿再寄来。浩然把《灾后》的原稿拿给女儿春水看，“写得怎么样？喜欢吗？”春水正在大学中文系进修，她读后由衷地说：“嗯，不错，喜欢。”浩然一笑说：“那劳驾了，你给抄写一份吧。”春水对爸爸的话从没说过不字，她认真抄写了这篇小说。

浩然留下原稿，将抄写的稿子第四次寄给了辽宁的《庄稼人》杂志。陈绍谦的处女作就这样终于发表了。我跟春水谈起这事时，春水说：“爸也给人抄过稿子，我看他大段大段为业余作者誊稿子时，心疼，就帮他抄呗。我写了一篇儿童故事，他说过不错，可一年多了他也不理茬儿。那天我悄悄翻了翻他专门存别人稿子的小柜，我那篇还排在好几篇来稿后边呢，他忘了。”

浩然来到三河，原打算“深入生活、埋头苦写”，尽量避开干扰，准备完成他的第二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活泉》。可作为一个三河人，一个三河县的基层干部，三河的各项事业都引起他的关注，尤其是三河县群众文化工作比较薄弱，业余创作队伍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的现状，更不能不牵动着他的心。他办讲座，亲自授课，修改大量业余作者水平参差不齐的稿件，从中发现可培养、扶植的苗子。他的宏愿是，以三河县为基地，以《苍生文学》为龙头，带动起河北香河、大厂，天津宝坻、蓟县和北京郊区的顺义、平谷、通县、怀柔、密云等县，在不久的将来，看到社会主义农村文学事业的振兴和繁荣。

“姑父，来客人啦！”

我看看表，晚上9点半已过了，我劝他让来人把稿子留下算了，今天太累了。浩然说：“马伸桥的，骑车跑了几十里，得见。”

深夜，我和浩然一起送客人出门。一位业余作者忽然拉住我的手，问：“为什么像浩然老师这样的作家，现在这么少呢？”

我和浩然都一时语塞。

“写农民，为农民写”

我住在“泥土巢”采访浩然的那几天，遇到了“倒春寒”，气温骤然间下降。不知是我传上了浩然，还是浩然传上了我，我俩都感冒了。我拿出随身带的“感冒通”，有药同吃。我们一人披了一条毯子，觉得暖和多了。

浩然真诚地说：“我是个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也写过错文章的人。但我始终没有毁灭，没有沉沦，因为人民托住了我，保护了我。迷惑的时候，他们提醒我；困难的时候，乡亲们理解我。记得顺义的一位房东大嫂曾托人送来一篮子鸡蛋，并捎话给我：‘千万不要想不开，现今我的孩子大了，日子宽绰了，城里住得憋闷，就回家来，我们养得起你，养着你一本一本地写书。’那时，我暗暗跟自己说，‘写农民，为农民写’，我要把这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拿不起笔的时候为止。忘了农民，就意味着忘了本，就表示伤了根，就会导致艺术生命的衰亡。我不该这样做，不敢这样做，不能这样做……”

浩然动情了。

他说，我们去看看老人吧。于是我跟着他朝段甲岭敬老院走去。他带去了平生第一次得到的重奖——长篇小说《苍生》的全部奖金1500元，那年头用这笔钱可以为孤寡老人、残疾人每人做一身新衣裳。他嘱咐敬老院的院长，不要买现成的，要请裁缝专门来一个一个地量尺寸，要让老人们舒心。他还给每位购买了一台收音机，让老人们听听戏曲和故事。

太阳升起来了，浩然和老人们说着、笑着。

浩然老师，岁月尘封不了你的名字！

（作者系《北京日报》高级编辑、北京市杂文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