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吕巍

乡村医疗卫生体系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农村居民就近看病就医和疾病防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保障亿万农民身心健康、提升亿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任务。促进乡村医疗卫生健康发展，是健康乡村建设的应有之义，事关乡村振兴的底色与健康中国的成色。

近年来，我国乡村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取得了可喜成绩，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发展的政策文件，不断优化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和建设，加强乡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确保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但随着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等新发展趋势的出现，乡村医疗卫生体系面临新的挑战，与新时代乡村医疗卫生发展的要求和群众期盼相比也还有较大差距。

如何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乡村医疗卫生保障机制和人才队伍建设？如何提升疫情防控能力和精细化水平？如何采取措施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差距？面对这些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组织委员组成专题调研组，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带队于3月下旬赴山西、山东开展调研，并计划在4月底与台盟中央联合承办“促进乡村医疗卫生健康发展”双周协商座谈会。虽然受疫情影响，实地调研没有成行，改成了线上调研，但这并未影响政协委员们深入调研讨论，积极建言献策的热情和实效。一块屏幕，承载起委员们筑牢亿万农民群众健康“第一道防线”的坚强决心和强大动力。

让村民健康的“守护人”引得进、留得住

乡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保障农村居民健康的重要力量。然而，这些最贴近亿万农村居民的健康“守护人”，却长期面临没编制、待遇低、职业发展空间小的尴尬。

据国家卫健委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乡镇卫生院人员现行编制标准为1‰左右，近10年没有调整，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需要。再加上编制使用不合理，2020年全国乡镇卫生院空编率高达15.1%，而外聘率高达35.4%，影响了乡村医务人员队伍稳定性。工资待遇方面，2020年，全国地市级以上医院、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在岗职工年均工资分别为17万元、10万元和7.9万元，乡镇卫生院职工工资与市、县级医院有很大差距，甚至比全国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低1.8万元。

在太原市，基层医务人员“引不进、留不住”现象也普遍存在。乡镇卫生院空编率为29%，卫技人员总量严重不足。全市乡镇卫生院在编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人员不足一半，中级及以上职称不足1/3，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成为制约乡镇医疗卫生发展的瓶颈。

调研组认为，应尽快提高基层机构编制标准，全面推广“县聘乡用”和“乡聘村用”，推动“两个允许”政策落地，提高基层医务人员收入待遇，提升基层岗位吸引力。培养一批具备医、防、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增加全科、儿科等基层紧缺人才供给。

委员们还提出，应由县级政府切实承担起政府办医主体责任，根据要求核定并落实人员编制。充分利用人员公开招录、医学订单定向生、三支一扶等方式，多渠道补充人员。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政策，推进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参照“大学生村官”的激励政策，鼓励大专以上学历，有执业助理医师证的人员到村卫生室执业。建立以激励性工资制度为核心，符合乡村医疗卫生人员职业特点的收入分配及考核机制，提高基层卫生人员的待遇，巩固完善基层卫生人员养老保险政策。

也有委员表示，可以鼓励退休的医疗专家、卫生健康部门的公职人员回乡发挥余热，在乡村健康发展规划、医疗技术传帮带、健康教育、引进人才和资金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从国家到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也要建立相应配套政策，在人才使用、基本保障、创业创新等方面提供有效服务，让这些人才能够留得下、留得住、留得好，为乡村医疗能力建设作出更多积极贡献。

政策保障力度要跟得上、常态化

建立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健康中国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中共十九大作出的重要部署。然而，随着医疗资源持续向大城市、大医院聚集，乡村医疗体系建设始终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越来越成为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一方面，地方政府责任落实不到位。“十三五”期间中央投资不再支持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市县政府两级成为建设责任主体。中西部地区受财力限制，支持力度不够。另一方面，医疗卫生方面财政投入用于基层比例偏低。2009年医改以来，财政用于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仅在2009-2012年期间向基层倾斜，此后投入重点转向公立医院。2011-2020年，中央支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投资2560亿元，用于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等基层机构的资金仅占13.2%。

有委员在调研中发现，由于财政资金投入不足，一些地方的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机构均未规划建设规范的发热门诊，用于传染病防治以及适龄儿童、老年人和孕产妇健康管理的检测等专业设备普遍简陋。有的基层妇幼保健院用于下乡服务的仪器设施等磨损报废加速、更新不及时，部分设施设备老旧但财政资金投入缺口较大，需要基层自己“想办法”“找饭吃”，不然就只能“凑合用”“将就使”，或者就“暂停服务”。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李青山也反映，虽然“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国家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进行投入建设，但总体上水平偏低，每所乡镇卫生院只有15-20万元，每个村卫生室只有4万元左右。部分非贫困县因投入不足，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建设达标率不高，亟须加大投入和建设力度。

“一定要提高乡村医疗卫生体系战略地位，落实党委和政府责任。”委员们在交流讨论中表示，应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领导，在各级党委中明确一位常委分管卫生健康工作，市县两级政府由负责常务工作同志主管卫生健康工作。由市县两级政府承担乡村医疗卫生工作领导、规划、投入、管理的主体责任。在乡村振兴中加大中央对省级支持乡村医疗卫生发展的考核力度，将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发展情况作为对市县两级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

调研组提出，可以参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分担模式，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政府对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的综合投入保障机制。特别是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投入，提升乡村医生保障水平。同时，国家层面也应出台政策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推动乡镇卫生院实行一类财政保障、专门绩效激励管理。

大家都认为，应争取在“十四五”时期，将中西部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重新纳入中央投资建设范围，重点支持“三区三州”和脱贫县补齐设施设备短板，提高乡村医疗卫生体系信息化水平。

促体系完善要分主次、有重点

把不断提高乡村医疗卫生体系信息化水平作为促进乡村医疗卫生健康发展的重点工作来抓，是委员们的共识。

调研中，乡村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滞后、发展空间受限的情况给委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信息化建设不平衡的现象普遍存在，自助服务、移动服务、智能电子病历、移动医护等智慧医疗手段，在绝大多数乡村医疗机构还无法实现。全民健康信息平台还不够完善，基层医疗机构数据采集标准统一困难，数据单一、质量差，数据传输及时性较差，无法为医疗机构管理提供全面、精准、综合的统计和决策数据。

委员们认为，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5G、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而成熟，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要注重发挥远程医疗的作用，比如推广采用远程超声、远程听诊器、远程心电等较为成熟的方式，快速连接乡村患者与高端医院的专家，减少误诊和就医成本，提高诊断的精准度，以技术缩小城乡医疗水平差距，实现对乡村医生的远程培训和指导，提升村医的水平和能力。

远程医疗作用的发挥需要综合施策是委员们的共识。国家层面要有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层面要有落地方案，乡村医生要配备承接条件，医保部门要衔接好报销比例，各环节要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同时，还需完善对乡村医生和上级医院的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运营效能，促进农村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

“应建立完善全国统一、联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大平台，拓展应用功能促进资源共享，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统一工作数据标准，解决数据孤岛，让乡村的‘死数据’变成有利于医疗和卫生防疫的‘活档案’。”有委员表示。

乡村医疗机构的医保支付政策也是委员们关注的重点。

当前，医保资金以保住院、保大病为主，医保资金持续“向上流动”，医保资金流向卫生院的占比连续下降，一些村卫生室甚至未纳入医保定点机构。太原市也反映了门诊统筹标准偏低的问题，“基层医疗服务执行全省统一标准且仅为三级医院一半，因此难以吸引优秀人才长期在基层服务。”

太原市有关方面提出，希望国家能够出台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适度倾斜的医保政策。根据基层业务特点，探索基层医疗服务定价下放县级、最高限价和市场指导价等多种价格并行机制，开展定额报销、全科门诊打包付费等试点，优化医保基金按人头付费、结余留用的激励机制。

委员们也认为，应放宽医保资金对乡镇卫生院住院费用年度总额限制，合理超支补偿。加快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显著提升初诊在乡村两级机构的报销比例，逐步将县域医保基金对乡村两级支付比例提高到30%以上。根据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放宽常见病多发病用药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