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峰

今天，国人对于《世界遗产名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不再陌生，各地对于这两类名录的“申遗”怀有极大的热情。殊不知，《世界记忆名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与上述两类名录相并列的三大人类遗产名录之一。能够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文化遗产，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物质文化遗产和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同等的遗产价值，都是人类创造的珍贵文化财富。人们也许并不清楚，我国目前进入《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已有13项之多。而最早进入该名录的7000小时传统音乐音响档案，无疑最具代表性。今天，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已不仅仅属于创造了它的中华民族，而且属于整个人类、整个世界。在纪念“世界记忆工程”启动30周年、《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25周年之际，我们需要对该遗产的价值有新的认知。

在我看来，这批传统音乐音响资料能够被搜集起来、录制下来、保存下来，殊为不易，值得倍加珍惜。

音乐遗产不同于文物类的物质文化遗产。它没有某种固态的物质媒介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保存。它是过程性的、时间延续性的、一次性的，甚至是不可重复的，即生即灭、转瞬即逝的。在人类没有发明录音技术的情况下，声音、音响、活态的音乐，是根本无法保存的，甚至是无法原样记录的。像那些文字的描述、乐谱的记录，实际上距离活态的音乐本身，已经相去甚远。自从现代科学技术发明了录音技术，音乐的音响才得以记录下来，成为人们的音响档案、音乐记忆。然而，这种记录声音的录音技术，一开始比较简陋，其保真性与稳定性并不理想，其发展步伐也比较缓慢。但是，中国的音乐学家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能够利用当时具有的录音设备、录制条件，自觉地、有针对性地去搜集、录制传统音乐资料，并且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才有了今天极其难得的7000小时传统音乐音响档案。这样的海量资料，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独树一帜。它的珍贵性实在是非同寻常。

这样一笔丰厚的传统音乐档案之所以值得我们倍加珍惜，还有一个原因，即它从一开始，就是在具有深厚音乐素养的音乐学家们的直接参与或专业指导下进行的，著名音乐史家、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是杰出的代表。这保证了它的原真性、专业性、典型性和代表性；正因如此，得以保留了像阿炳《二泉映月》等六首二胡与琵琶曲子、新疆老艺人吐尔地阿洪生前演唱的全套十二木卡姆音响资料、20世纪50年代全国86位古琴家演奏的270多首古琴曲，等等。它们实际上都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经典与典范之作。不敢想象，假如没有这批音响资料保存下来的这些音乐记忆，我们将会失去多少宝贵的音乐财富！

7000小时的音响资料，其价值当然首先体现在音乐方面。它构成了音乐民族志、音乐史中的第一手资料与直接的研究对象，也为后人的音乐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源。甚至，它的价值远远超出了音乐乃至艺术领域，具有更为宽阔广泛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比如它所必然蕴含着的民俗的、语言的、地域文化的等等信息，所体现的媒介的、科技的、录音技术的变迁等等，所具有的民俗学、文化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价值，有待人们从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各种视角去深挖。

作为人类记忆名录项目，7000小时的音响资料，属于我们的历史，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历史。它也属于我们的今天，更属于我们的未来。因为，这些传统音乐档案，包含着民族文化大量的基因元素，传承着中华文化的血脉，隐藏着破解博大精深流传数千年的中华音乐文化密码，它更是我们未来进行音乐创作时努力践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厚地基、激发想象与灵感的无尽源泉。

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对这批异常珍贵的音响资料进行数字化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1万条音频资料，已经可以让需要它的人们在线上分享。应该说，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功业。它让这批脆弱的音响资料，以最先进的数字技术跟上科技飞速发展的步伐，得以有效的保护与保存，并借助互联网获得广泛传播，使其真正成为可供世界人民共享的“世界记忆遗产”。作为该艺术与文献馆的前身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曾经的馆长，我为我的同事们所做的这项工作而深感骄傲。我要对他们表达我的崇高敬意，为他们点赞！

（作者系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原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