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奚冬琪 肖亮升

近年来，受特大城市人口疏解政策、农民工返乡潮以及部分地区异地中高考政策限制等因素影响，很多地区的农村出现大量“回流儿童”群体。这些从小在大城市出生和成长的孩子对新环境并不适应，又缺乏相应的社会干预，使得他们在学业、心理和生活等方面受到多重影响。

如今，人口的大量外流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社会变革中出现的必然现象，但长时间以来，随之产生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例如，近年来，受特大城市人口疏解政策、农民工返乡潮以及部分地区异地中高考政策限制等因素影响，很多地区的农村出现大量“回流儿童”群体。这些从小在大城市出生和成长的孩子，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重新回到农村生活，他们对新环境并不适应，又缺乏相应的社会干预，使得这些孩子在学业、心理和生活等方面受到多重影响。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与“非回流儿童”相比，“回流儿童”的学业成绩更差，留级的比例也更高，达到了22%。此外，“回流儿童”患抑郁类疾病的比例也较高，达到了64.26%。因此，如何才能使“回流儿童”群体尽快融入新生活，让他们健康成长，也成了很多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关心的问题。

外出务工大市面临的新问题

玉林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第四大城市，也是仅次于省会南宁的广西第二人口大市。因为紧邻经济发达的广东，这里还是广西排名第一的人口输出城市。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玉林市外出人口达到124.3万人，占本市常住人口比例的21.4%，户籍人口比例的16.8%，外出人口总量甚至超过了区内常住人口体量最小的防城港市，平均每户就有0.8人外出。

外出人口多，“回流儿童”自然也多。据玉林市教育部门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2月，玉林市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校生103.2万人，其中“回流儿童”总数为1.1万人，占比1.09%。从回流源看，从外省或国外回流3702人，从县外区回流5445人，从县内回流2127人。根据回流原因分类，主要是因父母返乡回流4243人，因招生政策回流4111人，因缺人照顾回流1022人。

“‘回流儿童’问题不仅在我们玉林有，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比较普遍。因为玉林外出务工人口多，所以更突出一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玉林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广西区委会副主委、民建玉林市委会主委杨正川和玉林市人大代表、民建广西区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民建玉林市委会专职副主委麦佶敏一直很关注“回流儿童”群体，这些孩子返乡后在学习、生活等多方面出现的“水土不服”现象，让她们十分忧心。

早在几年前，麦佶敏带队下乡帮扶时，就经常遇到“回流儿童”。“当时我们在村里的一户人家走访，听说他家有孩子是从广东的大城市回来的，我想着这孩子应该是见过世面的，就想和他聊聊天，可没想到孩子见了我们就跑，根本不愿意交流。”麦佶敏说，开始她以为是孩子害羞，可后来去村里的次数多了，和大家都熟悉了，孩子还是不肯和她说话。家里人说，回村后，孩子性格就变得孤僻了。“还有些孩子回来后成绩大不如前，初中毕业就去读了职业学校，回来后也还是很难沟通。”

村里的所见所闻让麦佶敏关注到了“回流儿童”群体，此后，她开始和同样关心这一问题的杨正川主委一起调研、收集相关资料。

回流回乡，却难有回家归属感

杨正川和麦佶敏了解到，“回流儿童”回乡后出现的首要问题，就是因为受学习环境改变影响，而导致的成绩下滑问题。

“大部分孩子从城市的繁华环境一下子回到偏僻的乡村，对新环境不适应，不少孩子逐渐产生心理落差，由于父母远在他乡，无法倾诉，这种落差得不到及时排解宣泄，进而影响学习。部分学生甚至萌生了辍学念头。”杨正川提到，玉林市的“回流儿童”大都来自临近的广东省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著名的沿海经济发达城市，虽然地理位置相近，生活习俗相差不多，但生活条件却有较大差距，所以很多孩子回到家乡后都不习惯。

据玉林市教育部门和当地学校的数据显示，全市“回流儿童”中出现成绩下滑的有1525人，占比13.53%；厌学671人，占比5.95%；旷课逃学136人，占比1.21%。再加上各地教材、学习内容、教学进度、教学方法不同，以及“回流儿童”需要适应新的校园环境、新的老师同学，也导致部分“回流儿童”学习成绩下降。尤其在中学阶段，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有15.7%的学生出现了成绩下滑情况。

除了学习成绩，“回流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突出。由于与父母骤然分离，且和父母的见面频次变低，使得这些孩子失去了原有的亲情归属感，孤独感和负面情绪也陡然增加，心理压力增大。“特别是大部分‘回流儿童’回到家乡后，他们的父母仍旧外出务工，导致孩子一下子变成了留守儿童，这对于他们来说，一时很难适应和接受。”麦佶敏说，在当地的一些学校中，有近80%的“回流儿童”变成了留守儿童，且这些孩子的家长往往几个月甚至更久才能回来一次。而这些孩子因为从小不在村里长大，又与照顾他们的祖父母辈交流较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心理障碍。

“出现心理问题以及受家庭监护人改变的影响，这些孩子极易发展为‘问题儿童’。”让杨正川和麦佶敏感到担忧的是，“回流儿童”回到家乡后，多数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等长辈看管，因祖辈学识有限，年龄跨度大，难以对孩子进行有效的学习辅导，对思想教育、人格培养更是无能为力，家庭教育十分薄弱。有的“回流儿童”对新群体不适应，网络依赖度高，出现厌学、逃学情况，叛逆性较强。据调查统计，玉林市“回流儿童”中存在不良行为习惯的有452人，其中被人欺凌的就达到18人。

麦佶敏说，一位初中学校的校长曾向她反映，学校里有“回流儿童”带领其他同学一起“逃学”的情况。这类“回流儿童”凭借自己开阔的眼界、超群的胆识和善于沟通的能力，很快融入新环境，结交新朋友，导致乡镇的同学对“回流儿童”产生一种崇拜感，让“回流儿童”产生膨胀心理，从而成了新的校园霸凌者。

除此之外，大部分低年级“回流儿童”只会说普通话，不会说甚至听不懂本地方言；“回流儿童”觉得乡镇学校学生见识少，素质低，没有共同语言，从而不想多结交新同学；由于城镇迁回农村的门槛较高，导致部分农民工返乡的户口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从而影响了子女的户籍落户以及上学就读等问题，都使得“回流儿童”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难解。

解决“回流儿童”问题，户籍改革、心理疏导、乡村振兴一个都不能少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如何才能让“回流儿童”摆脱“水土不服”，重塑健康心理，尽快融入当地生活，杨正川和麦佶敏也有着自己的思考。

“首先，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推进户籍和招生制度改革，减少人为产生‘回流儿童’。”杨正川呼吁，应建立起完善有效的务工者随迁子女入学升学机制，降低异地户籍考生初高中入学制度门槛，让农民工的子女能够在城市享受同等教育。同时，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采取顶岗置换、网络研修、送教下乡、专家指导、校本研修等多种形式加强乡村教师培训，稳步提升农村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另外，杨正川还建议由民政部门牵头建立“回流儿童”数据库或相关管理系统，搭建“回流儿童”关爱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关爱“回流儿童”服务活动。特别是应加强对“回流儿童”的心理疏导，并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以帮助他们解决入学、升学等问题。

而在麦佶敏看来，除了这些针对现有“回流儿童”问题采取的手段，从长远来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回流儿童”，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这也是我们在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不应该被忽视的问题。”麦佶敏认为，应该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农村创业的配套政策，如设立农民创业贷款的专项资金，为农民创业提供资金支持等。放宽、简化农村建厂的审批手续，让更多的厂房落户农村。加快农村的开发与投入，改善农村环境，发展地方经济，扩大地方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消化或就近转移。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速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切实增加农民的本土就业岗位，切实从源头上破解“回流儿童”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