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顾磊

当前，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不约而同地推动“县域模式”。在教育公益领域，这种模式尤其多。由心和公益基金会、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浙江省三门县有为图书馆近期推出报告《教育公益组织县域模式研究》，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总结归纳了教育公益“本土化+政府合作”“本土化+在地共同体”“本土化+资源募集”“本土化+外部支持者”几类县域模式。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形态？未来是否会有新的模式出现？记者采访了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卢玮静。

记者：当前县域模式的这几种形态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卢玮静：一是自下而上，有机生长。公益组织到县里做事情，往往从一个项目点开始进行本土化。做着做着，他们会发现，项目运转绕不开当地教育部门。公益组织希望在当地的业务能产生成效，通过专业性争取和获得教育部门、校长和老师的认可，逐渐形成整体性的影响力。

例如，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在某个项目点最初只做教师培训，后来与当地教育部门合作开展教师教研、公开课巡讲等活动，形成了体系化的业务。

二是自上而下，整县推进。公益机构自身具备较多资源，可与当地教育部门合作。例如，2018年，浙江省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与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等团队和专家联合推动“养育未来”宁陕县域模式的探索，该项目为宁陕全县75个村镇社区的0-3岁婴幼儿及家长在养育中心提供儿童早期教育抚育服务。湖畔魔豆将逐步撬动政府资金资源配套投入作为县域模式项目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作，随着在地服务管理团队的成熟、服务成效和社会认可度的提升，项目成本清晰可控，目前已由宁陕县财政承担项目一半的支出，并由当地管理团队持续运营。

记者：据你的观察和体会，目前的县域教育公益有什么特点？

卢玮静：首先，将县域作为一个整体开展行动布局在过去是偶然为之，但目前已成为特点。可以说，县域已作为一个重要关注点在教育公益领域浮出水面。

其次，县域教育公益更注重内生力量。过去，我们更关注自上而下的资源递送，例如优质的素质课程和数字课程，这些都是外来的知识体系。目前，县域教育公益探索日趋注重外来课程的本土化使用，关注教师的能力提升和本土化课程的研发等，这些都是内生的力量。

从县域教育公益筹款模式的视角来看，过去县域公益组织更多的是外来项目和课题的被动接受方，然而在这些机构将当地资源激活并调动起来以后，他们就成了筹集资源的主体。例如，山东省泗水县微公益协会充分调动当地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的资源，每年筹集数百万元用于为当地未成年人提供教育等多种公益服务，形成了本土的内生能力。

再者，教育公益组织在县域开展业务需要学科的专业性，也需要公共管理的专业性。公益组织注重激活当地教育部门、校长和教师，整合社会资源协同合作，重点关注人的本身，为在地团队赋能，助其生长、发育和壮大。

记者：未来是否会有更多新的县域模式出现？

卢玮静：在未来的教育公益领域，县域一定是重点，它已经被推到大家面前了，受到更多关注。公益组织将下沉到县域，直面受益对象，助力乡村振兴和社区发展。

本地教育类公益组织的发展态势目前有3条路径。

其一，外部公益机构扶持本地团队可持续发展。例如，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于2016年进入贵州省贞丰县开展项目，力图通过策略性的资源整合，形成聚变效应，改善县域教育生态。在落地扎根中，基金会更看重本地教师自组织的建立，培育出了毛毛虫阅读联盟本地教师自组织。目前，毛毛虫阅读联盟已经完全能够自主运作，对当地阅读教育影响的广度与深度也在持续增加。

其二，本地机构利用互联网优势进行县域内外资源整合，助力教育事业发展。例如，湖北省众多县市的慈善机构参加了幸福家园村社互助项目，通过广泛发动商会、企业通过定向捐赠支援家乡建设，吸引在外务工人员进行网络微捐，3年筹集善款超5亿元。

其三，目前国家在推动乡镇社工站建设，县域内的社工机构过去主要靠政府购买服务获得发展机会，如今，他们可以接受基金会资助，通过专业化项目筹款，或者通过互联网链接资源，调动本地资源进行筹款。

这3条路径最终可能殊途同归，也可能具备不同特点，但有一个共同点：最终要回应县域面临的问题，助力当地公益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