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司晋丽

记者：历史上，我国南方一些省份由于粮食丰产，被赋予“湖广熟，天下足”“天府之国”“鱼米之乡”等美誉。在人们的印象中，南方很长时间都是粮食主产区。从什么时候起，“南粮北调”变为了“北粮南运”？

梅旭荣：这是一个逐渐转换的过程。大概20世纪90年代初，南北方产粮比例就开始发生变化，到21世纪初，北方完全超越了南方，“南粮北调”的格局告终。

记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梅旭荣：我认为原因不是单一的，是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科学技术进步三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下，粮食生产力演变的结果。首先从自然规律上说，过去，农业靠天吃饭，气候是决定生产力的最主要因素。雨水多、温度条件好的南方地区，自然就成为粮食的主要产区。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农田和水利基础设施不断建设完善，北方适合作物生殖生长即籽粒产量和质量形成的气候资源优势得以发挥，同时北方丰富的耕地资源占有优势。因此，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说，北方产粮的优势愈发凸显。从经济规律出发，改革开放以来，南方市场经济发育得较快，由于种粮比较效益低，资本更多投入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或者其他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南方粮食产量也相应减少。

记者：我国共划分了13个粮食主产区。其中，北方7省的粮食总产量去年为34155.9万吨，占据了全国一半以上。不同区域的粮食功能定位是按照什么标准布局的？产区和销区的概念又是怎么样固定下来的？

梅旭荣：这并非政府有意为之，如前面所讲，是自然演变和规律使然。政府为加强粮食生产政策的统筹协调，按照粮食产销关系对粮食生产分区进行了明晰，即主产区、平衡区和主销区。另外，粮食主销区也不是一定不适合种粮食，而是这些区域不管技术水平还是资源配置，都没有向粮食去倾斜，重心不在于此。从资源来看，有些地方确实水土紧张，比如像福建、浙江这些省份，如果进行大规模的粮食生产，成本会很高。有一些省区就因为生产粮食没有比较优势，所以退出了粮食主产区的行列。过去“湖广熟，天下足”的格局也随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记者：如您所说，“北粮南运”的粮食生产和流通布局，到现在已持续二十余年了。我们该怎样理解和看待这种格局？

梅旭荣：北方大规模的粮食作物种植，必然会造成北方主产区资源的过度开发，这是其一。其二，要认识粮食的特殊属性。粮食具有公共性、货币性和战略物资等多重属性，不可混同于一般的商品。首先，粮食是一种公共产品，不能因为粮食的比较效应低，不能够为一地的财政收入作出大的贡献，就放弃种粮。其次，对人来说，粮食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意味着粮食一旦涨价，消费者别无选择，只能付出相应成本。因此，这是很强的货币属性。第三，中国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之说，古今中外的事实都印证了粮食的战略属性。正是基于这三种属性，政府用相应的非市场化手段来弥补粮食的收益就很必要。所以我们常说的种粮补贴，并非逆市场化操作，而是由粮食的公共属性决定的，否则单靠种粮本身的利润，很难长久吸引现代人去种地。

记者：对于粮食主产区土地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生态隐患，从可持续视角来看，有哪些对策？

梅旭荣：顺应规律，同时也要积极主动作为。我们研究认为，从整个粮食生产力布局来讲，希望能够稳定北方的粮食产能、恢复南方的一部分产能、拓展西部地区的产能。为什么这样做？比方说，在秦岭淮河以北一线，分布着广大的旱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6%，却要依靠降水来生产粮食。这个区域现在的粮食生产能力虽然不高，但毕竟还是有土地资源优势，利用科技可以把这些耕地的潜能进一步开发出来。对于南方来说，很多地方有能力将之前因耕地非粮化和熟制下降而减少的粮食产能恢复一部分。现在重点在于两方面：一是南方的耕地多丘陵坡地且地块小，所以发展粮食生产就要先进行土地整治，再种粮；二是利用先进科技手段来提高南方粮食品质，从而形成优势。另外，因为我们国家的后备耕地基本上集中在西部地区，因此拓展西部地区产能，就是挑选一些容易开发，相对而言改造难度不太高的土地来进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