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义山

闻一多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讲唐诗，曾说：“一般人讲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郑临川《闻一多论古代文学》）的确，唐是诗化的朝代，不仅唐朝为然，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又何尝离开过诗！伟大的民族产生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人创造了伟大的诗篇，伟大的诗篇又哺育一代代国人成长，并在潜移默化中塑造民族性格，传承民族文化。

古往今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熟悉的歌唱，一代人有一代人喜欢的诗篇。在几千年历史文化的长河中，“诗”与“歌”总是紧密结合的，也总能在大众文化层面广泛传播。唐诗、宋词、元曲，便是“诗”与“歌”的紧密结合并在大众间广泛传播的典范。于是，中国古典诗歌成为经典范式者，也便是诗、词、曲三体。尽管其后也有小曲风行一时，然而，明清小曲却最终未能代“曲”而兴，成为又一新型诗体。

著名诗人丁芒先生曾提出“第四大诗体”，与他“自由曲”的创作主张相伴随。丁老是在进行过新诗和传统诗、词、曲各体的大量创作实践之后，经过古今对比，然后在探索历史、总结当下并展望未来的理论思考中提出这一概念。其目的，是希望能够在古今通融的基础上，经过散曲这一环节的过渡，创造出一种像唐诗、宋词、元曲一样流行的、能为大众广泛接受并积极参与的新诗体。他曾经不遗余力地倡导在继承古代散曲通俗自然风格的基础上进行“自由曲”的创作，其夙愿在此。他还认为，“自由曲”不过是个暂时的名称，待理想的新诗体建立之后，应该有一个更加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名称。这是一位有着80年诗歌创作经历、而今仍关注诗坛发展的老诗人的美好愿望，它代表着诗人对未来的憧憬，表现出作为时代歌手的责任和情怀。

诗歌未来的路在何方？首先在理论认识层面，应开展关于诗本质的广泛而深入的讨论：1、什么是诗？是否应该有基本的文体构成要素的规定性？2、是否需要建立一种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同时又为大众喜闻乐诵、诗乐合一的新诗体？3、如果创建一种新诗体，是否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这些问题需要专家学者引导、理论家和诗作者积极参与，从文体学和社会文化学角度展开深入讨论。

其次是在实践层面，诗作家首先要面对的是写作立场问题，要考虑是否能够将自我释放、自我实现的写作与民众的诗歌审美需求相结合；是否能够取法李、杜、苏、辛、关、马等前贤大家，将自己融于时代、融于大众，密切关注当下，成为称职的时代歌手，在承前启后的中华诗歌发展链条中，成为关键一环。落实到具体的创作层面，选用怎样的语言形式，如何让自己的诗歌语言具有大众喜闻乐诵的自然通俗而又不失诗性的特质？如何继承传统又融合当下？这是需要我们的诗作家去下一番苦功夫努力摸索和积极实践的。

最后，要赢得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和响应，唐诗、宋词、元曲诗乐结合的成功之路，应是不二选择。在唐诗的时代，有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王之涣、白居易等一流诗人，他们的诗得到乐人的追捧，有李龟年、许合子、念奴、李八郎等一流的音乐家和歌手把他们的作品唱向街头巷尾，于是有了“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之类的社会呼应；在宋词的时代，有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姜夔、辛弃疾等一流词家，他们的词得到了盼盼、琴操、金赛兰等一流歌手的传唱，在南北东西广为传播，于是有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巨大影响；在元曲的时代，关汉卿、白朴、卢挚、马致远、贯云石、张可久、乔吉、曾瑞卿等一流曲家的曲作，有珠帘秀、顺时秀、梁园秀、天然秀等一流演员的演唱传播，也就有了“市井儿童诵瑞卿”的社会效应。总之，在诗乐合一的时代环境中，有诗词作家和歌曲作家的高度默契，大诗人的天纵才情与一流音乐家的灵感火花，能够借助民众喜闻乐诵的新诗体而融合共鸣，美美与共的时代歌声，不仅广泛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化育了万万千千的民众，而且在历史的回音壁上留下了永恒不灭的艺术传响。

当下的诗歌创作，无论新、旧，无论诗词、散曲，谁能够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努力与音乐结合，努力将自己融于时代，融于大众，坚持为大众写作，谁就有可能在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大众化的诗歌发展中作出自己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