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泳峰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份珍贵的《向导》周报创刊号，纵25.7厘米，横18.5厘米，厚1厘米，是国家一级革命历史文物。虽然纸张早已发黄发脆，但是上面油墨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见。

《向导》周报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浙江杭州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如何贯彻落实党的精神，在新形势新任务下加强党的宣传工作，计划在北京创办《远东日报》。但是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创办《远东日报》的条件不成熟，而且难度太大，建议在上海创办一份周报。最终中共中央接受这一建议，决定在上海创办《向导》周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三号（今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1047弄3号）创刊，由蔡和森担任主编。《向导》周报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为办报宗旨，有8个版面，除报头外其余内容采用的是当时报刊通用的竖排版格式，设有“中国一周”“世界一周”“时事评论”“读者之声”等栏目。《向导》周报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评论国内外时政为主，及时报道和评论时事，以指导现实斗争，系统地阐述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阐明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向导》周报在创刊号中科学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指出：“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民主革命，可以说完全是对内的革命，他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封建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则不然，不仅是对内的革命，而且是对外的革命。他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封建阶级，一个是外国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占有垄断资本，依附于帝国主义，又与封建势力密切联系，因而反对革命，是帝国主义的附属品，是站在被革命的地位”，因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主义”好比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旧中国人民的头上，是“革命之绝对的对象”，这一科学论断与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相一致。

唤醒苦难同胞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深刻的思想性、犀利的战斗性。

《向导》周报自创刊之日起，始终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旗帜，用大量事实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为，指出：“国境以内，租界厘然；水陆要塞，大半割让；各大都会，莫不有外兵的驻扎；长江内河，简直任外舰横冲直撞；海关盐政早已共管，铁路交通现又继之；外交内政，无一事能容中国人自主，文化教育也几乎全归外人支配。”《向导》周报通过不断地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激发起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革命斗志，“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从此深入人心。

《向导》周报自创刊之日起，始终坚持揭露封建军阀卖国求荣的罪恶行径，大肆出卖民族利益、出卖国家主权的丑恶嘴脸，以及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比如，1924年皖系军阀卢永祥与直系军阀孙传芳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江浙战争，《向导》周报发表《军阀战争之一幕》，指出：不管双方“出兵宣言”中如何“词严义正”地大讲“正义与民意”，这次战争的实质只能是“直与反直的军阀战争”，其结果无非是“外力侵入断送国家生命的惨痛都是有加无已”，但是“在这一幕大凶剧之中，江浙人民所受奸淫掳掠妻离子散家败人亡的痛苦，岂是十年廿载所能恢复？”《向导》周报通过不懈地揭露封建军阀的反动本性，激发起中国人民反抗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革命斗志，“打倒军阀”成为北伐战争的重要口号。

《向导》周报自创刊之日起，始终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积极开展工农运动，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全国革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广东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为此《向导》周报发表《统一的国民运动》，指出：要打倒军阀，“必须是各阶级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集中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工人阶级是最富于革命性的，特别有指导中国国民革命之资格”，“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国民革命是中国目前所紧急所可能的工作，只有国民运动能打倒军阀，开辟我们共产运动的途径”。

强大的编辑和作者队伍

《向导》周报的编辑和撰稿人很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如蔡和森、高君宇、张太雷、向警予、赵世炎、罗亦农、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王若飞等，他们的理论修养较高，斗争经验丰富，既具有忠诚的信仰追求、深厚的大众情怀，又有深刻的社会观察力、科学的思辨能力与论述水平，他们编辑与撰写的文章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并以大众化、通俗化的表达形式广泛流传开来。

比如，《向导》周报的首任主编蔡和森留学法国时就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人道报》等百余种马克思主义书报，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蔡和森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中国革命运动的现状和未来，以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和善于工作的办报作风，为后人树立光辉的榜样。

蔡和森在担任《向导》周报主编期间，单独署名的文章有130多篇，联合署名的文章有36篇，主要是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殖民主义侵略罪行、揭露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宣传国共合作、论述工农革命斗争的重要性以及介绍苏俄、土耳其、匈牙利等国外革命的情况。虽然蔡和森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身体瘦弱，但他仍然整天在屋子里埋头写作和编辑，往往记不起吃饭，有时晚上写作疲倦了，常常不解衣不脱鞋，倒在床上躺一会儿，又爬起来继续工作。

“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向导》周报在1922年的发行量为1000多份，以后逐渐增加，在1923年增加到5000多份，到1926年已经达到3万多份，还出版了50期为一集的合订本。随着社会影响的持续加强与国内读者的拥护支持，《向导》周报从最初在上海、北京、广州、长沙等4个城市发行，发展到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发行，甚至在法国巴黎、德国柏林也有发行。1923年12月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举办的“中国的日刊与周刊，你最爱看哪种”的民意测验中，在被调查的1007人中，《向导》周报获得224票，名列全国周刊榜首。

《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后，由于反动军阀的破坏、阻挠与镇压，发行到第5期就遭到查禁，《向导》周报编辑部不得不于1922年10月从上海迁往北京，在北京西城区中老胡同1号（今北京市东城区中老胡同1号）出版发行《向导》周报第6期到第20期。“二七惨案”发生后，《向导》周报编辑部不得不于1923年3月从北京迁往广州，在广州昌兴新街28号（今广州市越秀区昌兴街28号）出版发行《向导》周报第21期到第85期。由于国民党右派企图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向导》周报编辑部不得不于1924年10月从广州迁往上海，从第86期起《向导》周报一直在上海出版发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向导》周报编辑部不得不于1927年4月从上海迁往武汉，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向导》周报被迫于1927年7月18日停刊。

《向导》周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前后历时近5年，先后辗转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出版发行201期，发表文章1400多篇，累计300多万字。《向导》周报始终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路线、方针为己任，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热情宣传和支持工农革命运动。《向导》周报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与破裂、大革命兴起与失败的全部过程，犹如“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唤醒了四万万踏在国内外强盗脚下的苦难同胞”，“真敢替受压迫的工农阶级呼冤而确能指示民众以革命大路”，为中国人民指明了革命前行的方向，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发行的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中发行时间最长且连续出版的刊物。

（作者系上海市黄浦区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