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功宜
1946年12月,刘双恩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0月,任中共(闽中)厦门工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奉命转香港工作,筹组海轮运送大量物资和大批民主人士到北方解放区港口,并参与策划指导了海辽轮、招商局、“两航”等起义,圆满完成了组织上交予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刘双恩调北京工作,为新中国远洋、外贸运输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秘密转移民主人士 为解放区运输物资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当时,聚集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北上只有乘坐海轮一途。由于香港与东北解放区存在海上贸易关系,组织上决定把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务交给香港华润公司。
此前,香港华润公司曾租用苏联籍、挪威籍船舶,分四批次完成了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700多位文化名人及爱国华侨的秘密转移。在此期间,租船工作主要由王兆勋负责,熟悉华北航道的刘双恩则以普通海员身份协助外籍船长航行。北上民主人士不断增加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随着形势日益严峻,香港华润公司决定启用自己的船舶转移人员。经报中央批准,香港华润公司成立一家名为“华夏企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开始了自营远洋船队的尝试。经华夏公司总经理王兆勋推荐,刘双恩的组织关系转到香港华润公司,担任副经理,参与筹备和组织海外运输公司和船队的工作。
在刘双恩主持下,华夏公司依靠组织上提供的资金,购买了一艘3500吨英国二手轮船,并委托船厂改造成“客货轮”。与此同时,刘双恩秘密往返于上海、福建、香港之间,招聘航海人才。由于他曾经担任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的教官,并领导过学生运动,颇有人脉,不久就邀请到思想进步、航海知识丰富的34名航海专业人士(其中16名为中共地下党员)加入华夏公司,其中包括集美高水的校长、持有甲级船长证书的刘松志(共产党员)。1949年4月底,购置的轮船改造完成,取名“东方”号,由刘双恩担任第一任船长。由于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该船挂巴拿马国旗。5月,“东方”轮办理好各种手续后正式运营,“东方”轮的首航,恰逢第五批民主人士北上。航行期间,刘双恩不断调整船速,利用夜幕的掩护,“东方”轮全船熄灯,全速前进,所有人一夜无眠,连厨工都被派去瞭望,在拂晓时分船舶终于安全通过台湾海峡,突破了最危险的封锁区。数日后,船抵大连港,顺利完成了护送民主人士的任务。此后,“东方”轮继续执行护送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党员干部北上前往解放区的任务,为保证新政协的如期召开作出了贡献。
“东方”轮不断往返于香港和大连、天津港,把解放区的农产品运往香港销售,并将香港采购到的原材料,支前物资如:药品、渡江战役急需的救生圈等源源不断地送往解放区,还向刚刚解放的海南岛送去5万吨泰国进口大米,保证了新政权的平稳过渡。
参与策动海辽轮起义
在中共香港工委和华润公司的领导下,刘双恩在香港广泛与海员联系,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参加革命。1945年刘双恩在重庆海关测量船上结识了方枕流,多次送他进步书籍。1948年,方枕流已经是海辽轮的船长,刘双恩经常与他交流对时局的看法,有一次曾试探方枕流是否愿意到解放区工作,方枕流表示愿意。1949年5月,海辽轮航行到上海,国民党招商局通知全体船员准备去台湾,“何去何从对方枕流来说已迫在眉睫”。6月,海辽轮运货到香港,刘双恩与方枕流彻夜长谈,方枕流遂决定起义,还和刘双恩探讨了直接驾船驶往大连解放区的计划。第二天,刘双恩又与方枕流会面,具体研究了电报密码、大连港口的呼号波长、航海线路。随后,方枕流马上赶回广州,召集海辽轮上的十几位骨干船员开会,做好了起义的组织准备。刘双恩向领导汇报了海辽轮起义的准备情况,又和王兆勋出面在香港九龙南国酒家为方枕流饯行。刘双恩又在尖沙咀码头附近看着海辽轮驶出码头,并用手电筒打灯语话别,祝他们“航途平安”。1949年9月中旬,海辽轮成功起义,安全抵达大连。
海辽轮起义后,香港海运界革命力量迅速发展,不久,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及其所属的40余架飞机、4000余员工通电起义;停泊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和锚地的“海康”轮等13艘轮船同时拉响了汽笛,700多名船员宣布起义。在这些起义酝酿过程中,刘双恩均有参与。他曾将方枕流的亲笔信交给“两航”和招商局负责人士,对动员起义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为粉碎帝国主义海上封锁、
禁运不遗余力
华夏公司初创时期,使用党的经费购买“东方”轮和“奥弥陀”轮,以后则是“掌握行业规律,灵活运作资本,以船养船,滚动发展”。由于刘双恩等人的努力,华夏公司迅速壮大,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司已建成包括“港星”“碧蓝普”“梦狄莎”“梦狄娜”“莫瑞拉”号在内的7艘轮船船队(后4艘为万吨轮船),迅速打入国际航运市场,其航运足迹已经遍布亚洲、欧洲和美洲。在刘双恩带领下,华夏公司成员虚心向专家学习,很快掌握业务技能,并精通多国外语。1950年3月起,刘双恩又兼任新国兰船务公司经理,仍属华润公司。其间,刘双恩等曾想方设法购买各国的旧舰艇,拆卸发动机、零件回国,用于组装人民海军的战舰。这些战舰在解放万山群岛和海南岛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派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封锁中国沿海,还联合一些国家对中国实施所谓“对华禁运”。为粉碎海上封锁、禁运,刘双恩等人领导华夏公司在多条战线上开展了不屈的斗争。刘双恩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和社会主义国家合资创办海运公司”的建议,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51年10月,中国波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率先成立,华夏公司所属的3艘万吨级轮船作为中方的投资转入合资公司,悬挂波兰国旗,由波兰人担任船长,船员基本上由华夏公司的干部担任。为此,公司所属船名也进行了相应改动。中波公司的经营很快取得了成功。此外,华夏公司还开办了租船业务,其中包括租用英国的“东风”号和“西风”号等货轮进行海上运输。通过这些办法,华夏公司积极团结海外运输界的同仁,一步步打开缺口,为祖国成功运回了很多紧缺的战略物资。
在反帝国主义禁运的斗争中,刘双恩还敏锐地注意到,当时我国海轮使用的珠江大铲航道有两个致命缺点:第一是吃水只有13呎,不能进出大型船只,还受潮汐影响,滞港时间延长,浪费外汇;第二是沿珠江东岸行驶,驶出大铲岛即进入香港海域,一旦英国政府追随美国,港英当局就会封锁香港水域。为此,刘双恩等人在呈请组织批准后,派刘辛南乘船多次进行实地勘察,并积极搜集了相关数据,最后发现了一条新的航道(垃圾尾航道),这条航道吃水28呎。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广州港务局组织力量清除水雷和障碍物,建立航行标志,于1950年冬季启用。1951年5月,英国政府追随美国,实施所谓“对华战略总禁运”,航道的作用立即显现出来,在粉碎“禁运”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刘双恩鉴于湛江港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可以建设为中国西南、华南地区货物水运进出口的主要通道。于是派刘辛南等前往勘察,对湛江港周边的水文特征、区域环境、气候条件等数据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把“建议开发湛江港”的请示上报。1953年,政务院决定在湛江建设一个新的商港并同时兴建黎湛铁路。
(作者单位:中国商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