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惠娟

8月9日，以纪录片素材拍摄的电影《人间世》在京举办首映礼。这部影片聚焦了两位身患绝症病人的家庭，真实记录下她们生命最后的时光，引发人们对生死教育的关注；今年6月，以殡葬业为背景的影片《人生大事》上映后，也引发了人们对生死价值的讨论。不少网友热议：补上了一直以来欠缺的生死教育课。

尽管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开始重视生命教育，也有高校开展了死亡教育课，但在高校从事生死教育的工作者认为，生死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刚刚起步，教师凭个人爱好在高校分散性地探索开展，亟待系统化专业化推进。

现状：学生有需求，老师有热情，社会有顾虑

今年是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宜安教授讲授生死学课程的第22个年头，他也是国内首位在大学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生死学课程的教师。

“有学生向我倾诉生活没有乐趣，活得很痛苦，有过轻生的念头……”基于教育生活中所发现的问题以及自己对生死学的研究兴趣，2000年，胡宜安在学校的支持下，开设了一门《生死学》课程，试图对大学生们进行全面普适性的生死知识教育，引发大家对生命的珍视。

在和学生的互动中，胡宜安发现学生内心都很想系统地了解生和死的知识，以及如何解决面对亲友离世等实际问题。“给学生们提供一个可以讨论‘生与死’的空间，他们对死亡的困惑能在课堂上得到解答，就能将对死亡的焦虑转化为对生命的原动力。”让胡宜安欣喜的是，2018年《生死学》课程入选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通过清华学堂在线、学习强国等平台播放，被同学们称为“网红课”。

在齐鲁大地，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心理学与伦理学系的王云岭所开设的《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这门课同样颇受学生喜欢。和胡宜安的《生死学》课程所不同的是，《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最初是面向医学生的。“为了缓解医学生对解剖课的恐惧，2006年我开设了这门课程。后来，我发现总会有前来‘蹭课’的其他专业的学生。”2016年，这门课被制作成视频在慕课等学习平台上正式上线，成为第一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之一。

北京物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雷爱民2017年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时，曾受中央美术学院邀请开设过一门《生命哲学与审美人生》的公共课程。在课中，他也介绍一些关于生死教育的内容。他发现，学生对生死教育的知识表现出很大的学习热情，课后还通过写邮件等方式和他沟通，试图了解更多。2022年，作为指导老师，雷爱民在北京物资学院组织学生发起了“生命关怀学社”，以社团的形式，让对生死学更感兴趣的学生加入，通过一些活动来普及生死教育。

作为一名社会学领域的教师，程瑜认为死亡对于人类来说，也是有社会学意义的。为了向学生们传递生命教育的价值，他在指导学生做一些体验研究的同时，开设了一门《生命教育与青年成长》的课程，通过田野调查活动，让学生感受死亡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死亡教育如何和本体文化进行融合教育等。

虽然目前已经有不少高校开始重视生死教育，但“死亡”的话题仍然会触动不少人的神经。

程瑜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一名教师，主要从事应用医学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及医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他在深圳曾有一个关于死亡观念的调研，调研结果发现，即便在深圳这样开放的大城市里，年轻人中亦有超过79%的人有死亡焦虑，并且对死亡采用“不谈论”的逃避态度。

不少教育管理者对生死教育也心存顾虑——“大学生刚进入校门，正值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为何要谈死亡？”“死亡教育会不会加重学生对死亡的好奇心理？”在家长层面也存在忌讳，不少家长觉得对孩子谈死不吉利……所以，很多教育工作者只能更委婉地切入，比如渗透在思政课、心理课等课程里，很多并没有从系统的角度来讲解生死。

发展：从个人的兴趣摸索到专业的课程研发

作为国内高校从事专业生死教育授课的“吃螃蟹者”，胡宜安最初开设《生死学》课程时，因没有其他教学经验可参考借鉴，他就从内心的感受出发自行研究出了一套教学模式——在有限的课堂空间里，他让学生们通过写“遗嘱”“墓志铭”的方式，来近距离“感受死亡”。他期待通过这个特殊的作业，让学生们意识到每个生命的重要性。

为了提升教学效果，2016年，胡宜安带学生去殡仪馆现场教学，“大家都报名了，但到了现场，还是有一部分学生没敢进去。因为有的家长不让孩子去殡仪馆，也觉得写遗书、写墓志铭这些行为不吉利……”胡宜安说，这个事情要逐步推进，对于家长不认同的课程，就先不做，也不作为考核的范围。而事实发现，实地参观的学生获得了深层的教育效果，他们对生命的理解也更为鲜活了，家长们逐渐也能接受了。

和胡宜安一样，王云岭在教学中也会带学生参观殡仪馆，但每次去，他会充分尊重学生的意愿，并征求家人的同意。为什么通过这样的方式现场教学？在他看来，现在很多学生的生活中缺乏生死教育的机会。“以前农村的葬礼都是公开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甚至孩子们都可以观看，在潜移默化中就接受了死亡教育。”王云岭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葬礼越来越少，流程大都是从医院到火葬场，告别仪式也有意识不让孩子参加，这导致很多孩子的成长中没有见证过死亡，也会产生对死亡的无知。

“现在家长观念也在转变，支持的多了；学校也越来越重视了。”随着课程的发展，胡宜安也在不断地扩大课程内容，除了生与死的本质概念，他还将器官移植、临终关怀、自杀等话题，融入课堂当中。胡宜安还编著了国内唯一一本生死学教材——《现代生死学导论》，成了不少高校开展生死学课程的教材之一。

在王云岭的努力推动下，他所在的学校也对生死教育非常重视，从2021年秋季起，《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这门课也成为面向全校开设的通识选修课。

价值：生死教育，名为谈死，实则论生

无论在学校课堂上还是在慕课上，王云岭在讲授《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这门课时都会涉及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和临终关怀等话题。但他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授课的目的也不尽相同，“对于临床医学的专业学生来说，主要让他们克服对解剖及死亡的恐惧；对于普通专业的学生来说，通过这门课进一步理解生命的可贵、珍爱生命。”在王云岭看来，生死教育，名为谈死，实则论生。只有破除了对死亡的神秘感，才能构建敬畏生命的态度。而死亡教育能让学生对死亡、事业、社会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思考，从而做出更合理的人生规划。他认为不光大学生，所有人群都需要死亡观教育。

在《生死学》课程的最后阶段，胡宜安常常会让学生亲自朗读自己写的“遗嘱”和“墓志铭”，“有些人读着读着就痛哭流涕了……”在胡宜安看来，生命是有限的也是宝贵的，通过学习生死学，学生们能够更加善待生命、善待所拥有的一切。“最好能将生死教育作为大学的通识课。”在胡宜安看来，大学生是社会主体，现在是在校学生，走出社会就是社会责任担当者。在老龄化的社会中，通过对这个群体进行系统的生死教育，让他们形成对死亡的理性意识，进而让他们去影响社会及身边的人，珍爱生命。

让程瑜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暑假，他组织学生志愿者去潮汕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他让学生们体验乡村民俗的文化内涵并以兴趣小组的形式，讨论对生死教育的看法，并组织大学生扮演生死知识的传递者，通过个案近距离地了解生命的本真。“这个活动大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学生在论文中写道：生命走过25岁，对死亡的认知很缺乏，直到了解了墓志铭、遗嘱、悼词，开始思考我这短短的25年都发生了什么？是怎么度过的？”程瑜说，通过活动，学生们重新认识了自己。

期待：亟须专业化的课程师资建设

采访中，几位来自高校的致力于生死学教育探索的专家普遍认为，当下，公众对死亡教育仍存在认知误区。很多人质疑，在高校开设心理健康课就行了，没必要单独开设死亡教育。在他们看来，死亡教育是一个非常系统的课程，包括对生死认知、信仰等，不是一般的心理咨询、健康教育所能涵盖的。

“接受了生死教育，遇到挫折就会选择自杀？当然不是！”谈及生死教育存在的发展困惑，王云岭坦陈，对死亡本身的恐惧感、担心负面影响是影响这门课开设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理想的死亡教育，自上而下的推动和自下而上的探索都很必要。王云岭介绍说，美国、英国从中小学开始就对学生进行生死教育，日本20世纪70年代成立了生死研究会，定期举办宣讲会，面向社会推广死亡教育，“只有让学生对生命过程有了理性认知，才能以死观生，更加珍惜生命，遇到挫折时更好地战胜困难。”

开设生死教育20年来，胡宜安的课程广受学生欢迎，如今150人的教室往往“一座难求”。“我的一次直播课竟然有60多万人同时在线听。”受关注的背后，胡宜安仍在冷静地思考最关注的是如何保证生死教育课程的稳定性以及课时量。“课程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为是公共通识的选修课，很多上课的时间在晚上，这导致很多校外体验活动无法有效实施。老师们就只好组织学生周末去，这也面临很多现实问题。”

如何营造良好的课程生态？胡宜安提出三个关键：一是提升公众的认知观念。要面向社会加大对生死教育的推广宣传，将可有可无的认知，变成通识的认知。二是培养专业的师资。最近，让胡宜安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即将面临退休的他，未来这门课还能不能继续下去？因为师资的专业化和连续性，影响这门课的长远发展。三是研发系统的教材。只有研发出通识类的生死教育教材，才能解决好教什么、用什么教的关键问题。

“生死教育，不是随便一个老师能讲好的，如果把握不好尺度，会引发误解，这或许也是教育行政部门最为担心的地方。”程瑜也建议，要重视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问题。他特别强调说，在生死教育的普及阶段，高校要开门办学，让广大从事安宁疗护专业的医护人员到学校讲课，在生动的案例故事中现身说法，给学生以启迪，让生死教育的课程能逐渐走向社会，也让社会人走进课堂。

“学生有需求，老师有热情，但生死学还面临着社会认知定位缺乏、学科制度建设不健全的尴尬地位。”雷爱民也期待，生死教育的“星星之火”尽快燃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