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对于全国4.94亿户家庭而言，就业不仅是“饭碗”，更关乎幸福感。当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多重挑战，当经济发展必须要答好“六稳”“六保”的时代命题，我们不应忽略每一份就职通知书背后，千万双拉动产业、托举岗位的手。
“市场主体是吸纳就业的‘顶梁柱’和主力军，保住市场主体就能守住我国就业的基本盘。”从今年4月调研行前会到5月底以视频方式对劳动力输入大省广东、输出大省四川进行调研，到6月下旬奔赴以“爱拼才会赢”著称的福建省开展调研，再到七八两月多次会议活动中，从产业角度关联到就业话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始终坚持这一观点。
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大力拓宽就业渠道，注重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增强创业带动就业作用；强调财税、金融等政策都要围绕就业优先实施，加大对企业稳岗扩岗的支持力度。
今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以6方面33项措施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
不容忽略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很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困难，稳就业任务更加艰巨。
围绕就业，调研路上的委员们发现了哪些新情况、新问题？
稳市场主体就是稳就业
我国现有各类市场主体约1.6亿户，承载着80%以上的就业创业。
“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完善减负纾困等政策，着力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夯实经济稳定运行、质量提升的基础，既是疫情发生以来行之有效的支持路径和做法，也是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乃至维护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的内在要求。”这是在与地方同志交流时，尚福林反复强调的逻辑。
通过与多省市同志深入交流，委员们发现，要稳住就业，先要体会市场主体的“烦心事”。
比如，地方上不少企业家反映，由于企业划分标准不统一，国家给予中小企业的很多优惠政策被大企业“独享”，如何确保给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落准落稳，企业家们在看也在盼；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大多租用的是非国有房产，享受不到特殊时期租金减免的政策；有企业家强调，就业是企业和劳动者双向选择的事，高校毕业生不能“眼高手低”，高校也应以订单模式培养出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普遍反映，近两年用工需求旺盛的数控、模具、焊接、机械冷加工、针车等专业技能人才缺口很大，有的企业长期缺工百人以上，导致企业产能无法有效提升。
再比如，来自广东的高科技企业代表反映，科技型企业需要招聘到高端人才，线上招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有不少早年流向欧美市场的高端技术人才期待回归，对于这些人，企业求贤若渴，但要让人才在短期内到位并非易事。
还有企业反映，当前物料采购周期普遍被拉长，影响到了项目的正常交付，而较长的生产运输、汇款流程又让企业流动资金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选择不裁员，“赌”的是行业的未来发展。但成本上涨确实影响了企业发展的信心。大宗原材料价格、用工成本、物流费等经营成本持续上涨，食品制造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甚至出现了“面粉比蛋糕贵”的情况，导致企业招工积极性受到影响。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新赛道，但现在每花一分钱都要谨慎。希望能够切实降低中小微企业负担，让企业有机会抓住新机遇。”据一位企业家透露，现在社保公积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30%，今年9月还要补缴此前减免的税额，企业感觉压力很大。
“你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政策有哪些？为保障就业优先，你们还需要哪些政策？”面对企业家，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政协原主席夏德仁提问。他得到的答复是，现行政策要让中小微企业先活下来，留住“青山”、夯实信心。
突围之后，就是一方新天地！
尽管政策不断完善，但挑战总与企业狭路相逢。那么，在坚持应急举措和长效机制相结合，持续推进稳岗扩岗、兜住就业民生底线方面，地方上已经做了哪些尝试，委员们又有哪些思考？
事实上，在稳定就业创业信心方面，地方政府采取“顶格”落实中央政策的做法，效果正在显现。
比如，地方政府设立中小企业融资增信基金，银行给小微企业主发放信用贷款，由政府来给企业做增信支持，过去企业还需要出0.5%的增信基金服务费，现在这笔钱也可以省下了。
比如，在回应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能不能想方设法让非国有房产的房租也降一些？”的提问时，地方上的同志就表示，正在尝试将补贴政策精准用到能活下来、有扶持价值的中小微企业承租者身上。
比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武警部队原政治委员孙思敬一路走来发现，很多地方在拼经济、找出路、加快市场主体转型方面都有好做法。企业有困难，政府干部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办公。另据地方上的同志透露，为了拉近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常常把一些头部企业负责人请到食堂共用晚餐，面对面帮其答疑解惑。
再比如，一些城市持续推动“千名干部进千企”行动，加强对减产、减收、用电下降企业的全面走访力度，“一对一”协调帮助企业解决供应链、物流、融资、经营等问题，千方百计缩小工业减产面、商贸业负增长面、稳住就业。
过去很多人认为，在解决就业这件事上劳务输入大省责任更重。当前看，劳务输出大省也并非高枕无忧。视频调研中，面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围绕返乡务工群体现状的提问，四川的同志表示，四川省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异地就业，今年以来，在弹性回归的200多万人中，一部分源于沿海制造业、外贸企业不景气，也有一部分人主动选择回乡发展。为实现农民工就近就业，省里牢牢把握住西部大开发以及对接东部产业转移带来的机会，同时还着力解决异地就业者的医保对接问题，为大家兜好底。
“政策点多面广，重在落实。我们能否捋一捋到底什么才是影响企业生存的最重要因素？”说是提问，其实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更像是抛出一个供讨论的话题。
“在我看来，就业既应优先考虑，同时也是个结果。当前就业‘蓄水池’的困境，排在第一位的还是市场订单没了，没订单也就没收入，这时就需要降成本。但成本终究能降到什么地步，大家心里都有数。说到底还是要把力量用在拓展市场上，牵住订单‘牛鼻子’，就业就有保障了。”杨成长快人快语。
从订单角度看，有同志建议给予中小微企业更多参与政府项目的机会。同时，在扩大招聘人数和支付中小微企业账款方面，大企业也要有大企业的样子。
“稳岗拓岗，央企国企确实要多分担。比如企业说今年就要100个人，能不能再多要50人？也可以为将来多储备一些人才。国资委在考核时要予以理解和支持。同时，要鼓励作为链头的国有企业和链上的中小企业进行对接。产业基金、致富引导基金这个时候也应发挥作用，有些基金要适当放宽门槛。”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会生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上数字平台的个体户、小微企业数量新增了不少，是否说明平台上的生意更好做？”在与企业家座谈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这样问。
有企业家认为，选择在平台上做销售要承担较高成本，但比线下自建销售渠道的成本还是要低，这带动了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数量不断增加。疫情的冲击更是无意之中促进了线上数字化营销的发展。
“就业的目的是赚钱，获得收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今天的各种灵活就业选择没准儿就会引领未来。如果监管政策一味地严，平台企业搞不下去了，占市场主体大多数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同样会出问题，不利于就业的稳定和扩大。”刘尚希说。
远没到松口气、歇歇脚的时候！
兴业是根、就业是本。孙思敬表示，要通过巩固产业链稳住市场主体，解决信心不足的问题；要通过抓大企业来稳住中小企业，解决上下游的问题；要通过抓制造业稳住服务业，解决主副关系的问题。“稳市场促就业，非常时期要用非常之策：一是确实用真金白银给企业减负；二是纾困的顶格措施一定要落到位；三是挖掘布局中西部劳动力市场潜力。”孙思敬这样说。
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宁吉喆看来，地方企业家反映的多重目标政策之间存在矛盾的问题应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当前更为重要的是稳定地方经济、拉动需求恢复、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应高度关注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这两个重点群体的就业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把他们引向制造业和新业态，留在沿海地区和出口加工业，防止失业减收，影响基本民生。
“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餐饮、旅游、文化、交通运输等中小微企业。如果企业没有销售收入，甚至破产倒闭，则减免税费的政策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由疫情导致的餐饮企业销售收入减少部分，能否由政府补贴一部分？保住了市场主体，就保住了就业。补贴资金可以通过发专项债方式募集，这样可以先把眼前的困难渡过去，既能吸引人员返岗就业，也可以稳定企业心理预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党组书记毕井泉的这番话，让很多人读出了“当务之急”的意味。
“疫情对所有企业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场大考。令人欣慰的是，几个省份调研下来，我们发现想干事的企业和人都很多，值得总结的好经验也更多，比如在人员流动并不顺畅的时候，很多企业想方设法把‘候鸟’留在了家门口，既稳定了就业，还提高了员工就近就业的幸福感；比如以科技创新为第一生产力的企业，一方面以机器换人方式提升了简单重复劳动的效率，另一方面又把换下来的员工用在了更需要他们去尝试的领域，使得智能化数字化的工厂里，就业岗位不降反增。”王会生提到，随着防疫政策的不断更新，很多企业的业绩会迎来恢复性增长。在乐见其成的同时，也需要思考哪些好的政策可以保留巩固下来，哪些应急的做法要尽快退出。
全国政协委员，恒银科技董事长江浩然认为，就业仅靠短期补贴政策是稳不住的，只有真正让市场主体焕发生命力，才是稳就业的根本。短期看，疫情防控政策要坚持科学精准，社保名义费率也应再降一降。长期看，围绕扶持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还有很多文章要做，比如一定要用科技手段、智能手段来化解企业的融资难题，同时坚定市场经济大方向，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毫不动摇，让他们敢于投资、拿出拼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