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我国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较以往偏高。“应该说，这是个预料之中的情况，每年高校毕业季的7月份都是青年失业率较高的一个时间点，只是今年的数据反映较为突出，我们有必要把数据背后的问题分析得再透彻一些。”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近年来一直紧盯青年人就业话题，用她的话说，劳动力供需关系是否平衡取决于教育、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但如今有些年轻人“求稳”“怕吃苦”的情绪过于浓厚，或将影响这个年龄段人群“爱拼才会赢”的热情。“都说人生能有几回搏，我不希望高考成为孩子们的最后一搏。相比之下，职场上的努力拼搏对于个人价值的实现更不容小觑。”从老师的角度，许玲这样说。

不约而同发出相似声音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院长郑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同样谈了就业供求关系，但在这之前，他认为有必要先分析一下16-24岁这一年龄段年轻人调查失业率呈增长趋势的原因：“16岁的年轻人基本上没上过大学，24岁差不多是大学刚毕业的年龄。这一年龄段人群失业率较高的原因是，没上大学的没学历、没专业，刚毕业的技术技能不足，工作经验不丰富。针对没机会上大学的年轻人而言，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7.8%，意味着相当一部分高中生没有进入到高等教育系列，为促进这部分人群就业，建议加快推进和完善终身学习机制，助其掌握一技之长，适应社会需求。针对刚大学毕业的学生而言，一方面是其就业岗位和待遇与其理想愿望有一定差距，一方面是其动手能力不够，适应不了工作岗位，这需要在高校培养阶段入手。”

在此基础上，郑军表示，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保障就业供给充分，需要先从供给侧的“要素端”和“生产端”入手。针对大学毕业生而言，“要素端”即大学生，就业因素即就业能力与素质；“生产端”即培养大学生的高校，就业因素即高校人才培养的理念、思路和模式等。

在郑军看来，目前一些大学生就业观念出现偏差，高考上大学追求到大城市求学就读，就业时更是如此，不考虑工作单位性质，不管专业是否对口，不考虑工资待遇优劣，不愿意下基层到县城，更不愿意到乡镇。

“近年来，针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我国推进‘三支一扶’（即大学生在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计划、西部计划、选调生、支教生、农村义务教育特岗教师、公费师范生等一系列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的举措，但多数学生积极性不高，即使按计划到了基层，流失率也较大，有固定期限的到期就走，有些还没到期就要走。这就使得国家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解决人才瓶颈出台了不少政策，但县乡村人才仍然严重缺乏，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此，建议针对大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唱响到基层、到艰苦地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主旋律，转变其就业观念，既有效缓解就业压力，又能促进区域发展。”郑军这样说。

从供给端看，许玲也提供了一个线索——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考研、考公务员、考编制情有独钟，部分大学毕业生“初战”失利宁愿再战、三战，也不愿意先就业再择业，也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就业率。

“但有些问题也的确出在了需求端。”据许玲介绍，疫情影响下，中小企业受冲击较大，而服务于第三产业的中小企业又是吸纳青年人就业的大户，这些企业目前新增招聘岗位较少，特别是师范毕业生，往年教辅机构是吸纳毕业生的大户，今年尽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在加大各级各类教师的招聘，但师范毕业生要找到一个教职仍然很有难度，有些学生勉强找到岗位，却发现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质量、薪酬与预期有差距，这个现象本质上仍然是我国目前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还处在相对低端的位置，吸纳大量大学毕业生的能力要差一些。

“大学生就业的实质是高校专业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对接，对接顺畅，则供给与需求能实现协调平衡和良性互动，包括人才供需的总量性匹配及各种形式的结构性匹配。”要系统性解决供需匹配问题，郑军认为，应坚持两步走：一是稳就业政策应精准对应不同就业主体；二是稳就业政策应准确对应行业企业。

“根据上半年或往年的经济结构分析，对不同的产业结构、行业差别、区域差异等就业形势予以评判，出台结构性的支持政策，体现结构性政策的精准、直达、定向特征。根据一、二、三产业的发展结构态势，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性质等在吸纳就业方面的差异，让政策精准有效。有些政策针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有些政策针对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有些政策针对目前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企业，政策措施应分类细化，保证政策有效果，促进稳经济稳就业有成果。”郑军这样表示。

在许玲看来，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仍然是经济发展，只有经济运行顺畅，企业运转正常，才能提供足够数量的就业岗位。“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