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创院院长 徐博东

今年是“九二共识”30周年。多年来，海峡两岸各种政治势力就“九二共识”的议题争辩得不可开交。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70年来，我们秉持求同存异精神，推动两岸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首次明确清晰地界定了“九二共识”的完整内涵，可谓正本清源，拨开迷雾，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是这一重要讲话的诸多“亮点”之一。那么，“九二共识”这一名词是如何提出来的？这不免让我想起了22年前的有关往事。

2000年4月初，台湾“大选”的硝烟刚刚散去，本人承蒙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张五岳所长之邀，赴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参访。其时，国台办针对陈水扁即将上台发表的“听其言，观其行”的声明正在岛内发酵，两岸关系气氛微妙诡谲。所谓“听其言，观其行”，照当时台湾媒体的说法，是大陆给陈水扁这个主张“台独”的“坏孩子”一段宝贵的“留校察看期”，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就是看陈水扁在就职演说中，要不要表示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我入岛后在台北与包括民进党朋友在内的各方人士频繁接触，深切了解到此刻陈水扁根本不可能接受一中原则，因而对两岸关系前景深感忧虑。于是在与民进党一些重要人士的私下交流中我表示：“陈水扁刚刚在选前高喊‘台独万万岁’，现在就让他马上改口接受‘一中原则’，确有很大难度”，但如果陈水扁在就职演说中，能够提出“愿意按照‘国统纲领’的精神和在两会九二年共识的基础上，与大陆恢复协商谈判”，依我的判断，“大陆虽不满意，但可勉强接受”。这样北京将结束“听其言”，而进入下一步的“观其行”阶段。我的观点得到他们的积极回应。

随后，在淡江大学大陆所的课堂上、座谈会上和其他一些场合，我几次公开提出了上述观点。张五岳教授等许多台湾学者也颇为肯定和重视，认为很有“创意”，不失为一种替陈水扁“解套”的提法。当时，全程陪同我在台参访的TVBS电视台记者李侠和复兴电台记者高大卫，还为此作了专题采访。但为避免对我的参访活动可能造成困扰，我要求他们务必在我结束访台的前一天才可以对外报道。

大约过了半个月左右，4月28日，在我即将离台的前两天，当时尚未卸任的“陆委会主委”苏起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首次公开使用了“九二共识”的用语。紧接着第二天下午，TVBS电视台也公开报道了对我的采访，打出的标题字幕就是《一中解套：回到国统纲领及九二共识》。

苏起使用“九二共识”用语，是否源自于张五岳教授或是其他什么人将本人的观点上报“陆委会”后对苏起有所启发而率先公开提出，我不敢妄断，但至少我跟苏起是“不谋而合”。返回北京后不久，我在5月18日、19日分别接受“中央社”记者刘正庆和《中国时报》记者徐尚礼的采访，再次阐述了我在岛内发表的上述观点和“九二共识”的提法。当时这两家岛内重要媒体都有报道。

此后，鉴于“九二共识”名词的由来众说纷纭，2011年9月5日，本人写了一篇题为《“九二共识”名词的由来及其意义》的小文，发表在中国评论新闻网上。2012年12月10日上午，在台北福华饭店举行的“台北会谈”开幕式前，我将上文影印本送交苏起先生。当晚宴会期间，苏起当面对本人表示：“看了你的文章后我才知道，我俩确实是‘不谋而合’！”我之所以花这么多笔墨“旧事重提”，并非要和苏起争抢“九二共识”这个名词的“发明权”，无非是想说明：当年海峡两岸许多有识之士为了维护两会协商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大家都在想办法，真是煞费苦心。诚如中评社在发表本人那篇小文时所加的“编者按”云：“关于‘九二共识’名词的来源，前‘陆委会主委’苏起系正式提出的人，然而，‘九二共识’一词的提出，确实是凝聚了两岸专家学者的智慧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