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慧峰

开栏的话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源，水之本也。为雨为露，为泉为渊。

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发端于何时、何地？经历过怎样的曲折、回合？这些问题牵系根脉，事关“何以中国”。不同于世界其他远古文明，独立起源的中华文明能延续发展至今的内在脉络是什么？这个文明古国如此强的韧性和生命力是如何造就的？又能为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文化自信和智慧？这些是当代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

2002年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探源工程”）立项。该项目由科技部立项，作为国家“十五”到“十四五”重大科研项目，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20多个学科。20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调查发掘为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多学科交叉研究，60多个单位的4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工程。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一系列层出不穷的重要考古发现，掀起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明确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

近年来，关于中华文明溯源的专题讨论持续在全国政协委员中保持着火热温度。无论是“国学——‘大一统’观”读书群中每每持续到凌晨时分的线上交流，还是“文明溯源深度谈”委员自约书群中已经进行了十几次的线上集中讨论，抑或是全国政协书院举行的“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与特质”研讨座谈会，线上线下交相辉映，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的研学掀起一个个新的高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生于斯，长于斯，我们身上所有文明的印记，都是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我们追根溯源，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就是要让历史告诉未来，从中华民族筚路蓝缕、顽强坚韧、团结奋斗、开拓创新的文明史中汲取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从本期起，《新闻眼》栏目将开启“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系列报道，通过探访解读全国性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梳理描绘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和蜿蜒绮丽的脉络，以呈示华夏大地何以中国，中华文明何以不朽。

“我们的出路只有一个，

就是通过考古发现来验证”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年学者王巍被公派赴日本进修。留学期间他发现，日本出版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几乎都是以出土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殷墟作为中华文明的开端，认为中华文明只有约3300年的历史。这，让他深受触动。

中华上下五千年，根据何在？是传说，还是真实的历史？对王巍而言，搞清楚中华文明的起源行程和发展过程，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记者：“五千年中华文明”一直是我们根深蒂固的认知。但很少有人知道，为五千年正名的不易。

王巍：我记得当年在大学古典文献课上，有老师在讲到《尚书·尧典》时说，这个应该是战国时人的杜撰。

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但古代文献中关于炎黄时代的记述有不少带有神话色彩，属于古史传说，并不能作为信史。事实上，直到20世纪末，国内和国际学术界都有一些人对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国内史学界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开始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而部分国外学者和个别国内学者怀疑甚至否定夏朝是真正存在过的王朝，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时代只能从为甲骨文所证明的商朝后期开始算起。因此，我们的出路只有一个，就是通过考古发现来验证。

记者：这也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初衷所在？

王巍：对。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原生文明之一，搞清它起源发展的过程、背景、动力、机制、特点，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对世界文明研究的贡献。

简单概括，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要搞清楚几大关键问题：一是中华文明何时形成？有多久的历史？二是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中原王朝为引领的一体化趋势是如何形成的？三是中华文明为何会走出一条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延绵不绝的道路？四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道路和机制有何特点？五是中华文明在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明是否发生过联系？这些联系对文明的发展发挥了何种作用？六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哪些贡献？

记者：有关“文明”及其判断标准的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在您看来，什么是文明？

王巍：关于文明的定义及相关概念，国内外学术界存在诸多分歧。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物质、精神和社会制度等方方面面因素，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是文明社会孕育和产生的不同阶段，先有文明因素量的积累，后有社会质的变化。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提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国家的出现就是文明形成的标志。

记者：判断文明的标准对实证“五千年中华文明”有什么影响？

王巍：国际学术界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冶金术、文字的使用和城市的出现”三要素为文明社会的标准。如果依据这样的标准，中华文明只有3300年的历史。但这一判断，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探源工程实施期间，我们分析发现，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这“三要素”，比如中美洲玛雅文明并未掌握冶金术，南美洲的古印加文明尚未发现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图案也未被认可为文字。

随着世界各地考古发现和研究取得的进展，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世界各地可以有符合自己古代社会发展特色的文明形成标准，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是冲破了文明“三要素”桎梏。

中国方案，

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通过考古发掘，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得到实证，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贡献不断被揭示，丰富和深化着中国人对祖先和历史的认知。也让我们明白了，何以中国，何以不朽。】

记者：从探源工程20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中，我们是不是也总结出符合中华文明发展特征的文明判断标准？

王巍：我们根据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实际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三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些特征反映在考古遗存上，则体现为超大型都邑、宫殿、大墓以及反映贵族尊贵身份礼器的出现等。

这一套新的标准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从而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并非虚言，而是历史的事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记者：上述文明标准也适合其他原生文明吗？

王巍：当然。不同文明虽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各有特色，但在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一制度文明方面是共同的，只是各地彰显王权的方式和国家形态各不相同。在中国，彰显方式如精美的玉礼器、青铜礼器、规模巨大的土木宫殿、模仿地上建筑的墓葬等；在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则用黄金、宝石、宏伟的石砌神庙、金字塔和大型墓室来表现。

记者：如您所言，“我们的出路只有一个，就是通过考古发现来验证”。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依据有哪些？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定了四个最重要的区域性中心性遗址：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山西陶寺遗址和河南二里头遗址。我们当时就把宝押在良渚了。事实证明，良渚遗址为探源工程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

在良渚，我们发现了修建于距今约5000年前、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还发现了防止水患、总长度达十几公里的大型水利工程。这些发现揭示出，良渚当时已经出现了阶级、王权和国家，进入文明社会。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入选理由就是它展示了一个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基础，存在明显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形态。这标志着，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此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在距今约5100—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在距今约5500年前，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交流密切，并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以及以某几类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

距今约4500年前，通过与域外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发源于西亚地区的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等先进文化因素传入我国，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

距今约4300—41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基础上，其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为进入王朝文明奠定了基础。夏王朝建立后，它又以自己独创的一整套礼仪制度对周围各地区施加了强烈辐射，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气象”。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各地的史前文化都作出了贡献，揭示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对于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多学科的研究，利用各种各样的自然科学手段和人文科学手段，构建了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更为详细的考古学年代框架，让研究者发现了过去难以发现的角度，拓展了我们对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