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奚冬琪 照宁

随着义务教育法的深入落实和国家对义务教育投入的不断加大，“辍学”已经成为一个鲜见的名词，即便在一些偏远地区也能保障每个孩子都有学上。但近年来，在个别地方却出现了一些尚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虽然在学校有学籍和学位，却长期游离于课堂之外，几乎处于失学状态。这些因“隐性辍学”而被称为“隐辍生”的未成年人，由于教育和监管的缺失，在学习成绩下滑的同时也产生了人身安全等方面的隐患。如何帮助“隐辍生”重新步入学习和生活的正轨，成为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关注的问题。

检察官的担忧

“我是一名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一些涉案未成年人存在‘隐形辍学’现象，希望通过政协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在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政协日前举办的“主席接待委员日”现场，区政协委员游凤娘向区政协主席洪国平讲述了自己的担忧。

游凤娘是同安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未成年人检察部）的员额检察官。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接触到未成年人案件。“刚开始有一两件，我也没太在意，但后来随着办案数量的增多，我发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和被侵害的案件中，涉及‘隐辍生’的比例较高，我也因此开始关注这些孩子们。”游凤娘调研后发现，这些年龄在14至16周岁、本应在课堂接受良好教育的孩子，却长期游离于课堂之外，处于脱课、逃课、失管的状态。

游凤娘说，“隐辍生”目前主要由学校承担教育挽救责任，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学校经常是多次劝说无果，又担心把他们强留在校影响其他孩子上课，加之老师没有精力长期跟踪，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会“放任自流”。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脱离学校走向社会，沾染社会不良风气甚至成为被侵害对象。“在我经手的案件中，很多‘隐辍生’都表示非常后悔过早进入社会，接触到不良人员，做一些与自己年龄不相符的事情。但是，因为成绩跟不上，不受重视，这些孩子们又觉得很难适应原来的学习环境，不愿回学校。”

今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1）》显示：2017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14至16周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为5189人、4695人、5445人、5259人、8169人，分别占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8.71%、8.05%、8.88%、9.57%、11.04%。从犯罪人数看，2021年较2017年增加2980人，增幅达57.4%。“隐辍生”问题也往往发生在这一年龄段，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已是刻不容缓。

不该有的选择

十四五岁是最美好的花季，本应在校园里无忧无虑学习生活的孩子，却为何要放弃学习，过早地离开学校走入社会？

“社会不良因素影响是一个重要方面。”游凤娘说，网络时代，信息获取的速度、广度前所未有，渲染暴力、色情、享乐、不劳而获的影视作品、短视频和网络直播、网络游戏以及公众人物失德犯法现象，大量涌入到未成年人面前。而未成年人所处的年龄阶段思想不稳定，是非辨别能力差，喜欢标新立异，虚荣心强，爱攀比，很容易被这些不良信息影响。他们自发地形成小团体，无视道德自律和法律约束，产生读书无用论思想。“虽然未成年人都有可能接触不良信息，但‘隐辍生’过早进入社会，接触不良信息的时间和机会大大增加，加之缺乏正确引导，就极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文猛长期关注未成年人教育问题。在他看来，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家庭不和谐和父母监护的缺失也是造成“隐形辍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冯文猛认为，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往往决定了孩子的行为及其价值判断。而“隐辍生”往往来自一些不完整家庭、外来务工人员家庭、隔代抚养家庭，这些孩子的父母或因工作原因没有条件陪伴孩子，或因自身原因没有能力正确教育孩子，进而导致孩子在家庭生活中得不到有效保护和监管，情感支持和照顾得不到满足。“有些孩子学习跟不上，进而产生厌学情绪，如果这个时候家长能够及时关注到孩子的状态，进行正确引导，重新培养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孩子可能就不会放弃学习，也不会过早进入社会。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家长的言传身教，这是家庭应尽的责任。”冯文猛说，有些家庭可能确实缺乏这样的支持能力，这就需要依靠学校和社会的力量。

“孩子为什么离开学校，觉得读书无用。无外乎是觉得没兴趣、太枯燥，还有就是因为跟不上，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管华认为，目前，我国教育过多地关注学生成绩，除了一些大城市的少数学校，很难做到按学生的学习能力因材施教，这就容易造成一些成绩较差的学生在学校无法得到价值认同，最终被边缘化。加之这些孩子可能因为父母不在身边而得不到家庭的有力支持，就很有可能被推向社会，走入歧途。“教育资源越薄弱的地方，这种情况往往越突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各方面形成合力。”管华说。

全方位的帮教

面对“隐辍生”，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都认为，这一问题仅靠家庭、学校和社会中的某一环节无法完全解决，而是需要通过综合施策，充分发挥未成年人社会支持体系作用，构建多层次、全方位联合帮教机制，才能减少和遏制其发生。

“首先要摸清‘隐辍生’底数，确定名单，详细了解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不良行为、隐辍时长、家校联系中出现的主要问题等。”游凤娘建议，将该份名单人员列入学校、教育局、未保委、妇联、团委、民政、公检法部门、社工组织、村居委会重点监管名单，任何单位发现上述人员有异常，应及时通知相关单位密切关注。

对此，管华也提到，应设置由检察官、民警、社区网格员、志愿者等担任的“助学员”，一旦发现有未成年人在应上学的时间段在外游荡或与社会不良人员产生交集，应尽快与学校、家庭及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同时进行劝说和阻止，防止产生不良后果。“特别是家庭教育促进法自今年1月1日施行后，明确了家长需要履行家庭教育责任。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在发现孩子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时，应当予以批评教育、劝诫制止，必要时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管华认为，“双减”政策实施后，对于学生、家庭、学校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其负担和压力。因此，各方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孩子的精神世界，而不是一味地只要求孩子的学习成绩。如果发现问题，必须在第一时间进行干预，尽力将隐患消除于萌芽状态。

对于那些已经出现问题的孩子，游凤娘建议建立联合帮教机制，综合施策、因人施教。教育部门可通过家校联系，引导学生家长重视学生学习。司法机关可通过法治课程、以案说法等开展训诫工作及法治教育。此外，还可以充分整合、利用成员单位的家庭教育指导、心理辅导、社工、爱心妈妈、司法救助和帮教、社会救助、学校管理等方面资源，根据个体情况定制个体帮教方案，使“隐辍生”在各个层面得到全方位帮助，形成保护合力。

游凤娘介绍，她所在的同安区检察院近年来也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2018年，区检察院创立了“同心未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团队，通过开发“同心未爱”帮教救助平台，教育、感化、挽救涉案未成年人，创新线上帮教、延伸线下帮教。针对需要矫正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害人，开展心理疏导和心理健康测评工作。“今年4月份，我们还联合多部门成立了‘同心未爱’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目前已有39名持证家庭教育指导师在开展一对一家庭指导和家庭教育相关课程。”

“我们需要全方位打造‘育儿友好型’社会，完善‘家校共建’机制，形成更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环境。”冯文猛建议从政策上引导和鼓励那些不仅仅只看孩子成绩，同时也愿意花更多时间去关注孩子心理和思想的老师；除了关注校内环境，还要推动相关部门加大对校园周边治安环境的整治力度；兴办更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提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感，让一些动手能力更强的孩子找到自己的价值。“只有重视对社会大环境的塑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隐辍生’问题。”冯文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