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慧峰
距今5000年前后，华夏大地上满天星斗般的文明之光向黄河中游聚合。约从4300年前开始，河汾之东，陶寺人夯土建都。土城恢宏，人口密集，规划井然，社会分工明确，初现王权和礼制，中国早期国家基本面貌显现。
自1978年开始，考古学者持续对地处黄河中游、晋南盆地的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展开发掘与研究。自2002年陶寺遗址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来，陆续发掘出早期城址、宫殿区、仓储区、中期小城内大墓及观象台基址。从这座距今4300—4000年、规模不断扩大的都邑遗址上，学者们不断破解着“最早中国”的文明密码，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
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支点
1978年，位于山西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的塔儿山西麓，考古工作者用手中的探铲和手铲，翻开了厚重的黄土地，开启了一段事关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中原与海岱地区文明进程研究”课题负责人何努担任陶寺考古队队长已整20年。20年，于浩瀚五千年，不过转瞬之间，但对一个学者而言，便是半生心血的倾注。
2001年9月，提前一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何努第一次来到陶寺。那时的他没有想到，从此以后自己的人生与这片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转年，何努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队第三任考古队长，主要负责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
“一些出土器物，显示了陶寺在精神、文化和技术上达到的罕见高度。”一贯谦和沉稳的考古学家，每每谈到那些4000多年前的点滴便神采飞扬，娓娓道来不知疲倦。在他的讲述中，一个宏伟的史前城址穿越时空，缓缓向我们走来。
1958年，考古人在襄汾陶寺村进行调查时，从大量散落于地面的灰陶片发现了这里可能存在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20年的多次复查探查求证，陶寺终于在1978年开启发掘，这次发掘持续到1985年，以发现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墓地，一举轰动考古界。陶寺文化，由此正式确立。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一扁壶残片，残片断茬涂朱，扁壶外壁上朱书两字，早于甲骨文500余年。朱书文字将汉字的出现至少推进至4000多年前，被视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此外，最早的中国龙形象，即见于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
规模空前的城址、黄河中游地区最大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中国最早的石磬、陶鼓、鼍鼓礼乐器组合、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不断丰富，学界对陶寺遗址及其所体现的中华文明根脉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陶寺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时空关键点，我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将其所在的文化区间视为“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他曾说，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构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它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
“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已是实证5000多年中华文明历程的重要支点和基石。
“最早中国”
在至少280万平方米面积的遗址中，空前规模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墙、布局规整的墓地、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迄今为止最早的汉字、成组成套的礼器、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在何努的讲述中，一个早期国家都城的盛大气象跃然眼前。
“从目前的考古研究来看，陶寺是‘最早中国’。”何努说。
近些年来，随着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探索的逐步深入，“最早中国”之争成为持续火热的话题。种种考古迹象足以表明，陶寺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早期国家的形态，迈入了文明社会，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初级文明阶段的都邑性城址。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
“中国古代的‘中国’概念，不是民族国家范畴里的‘中国’，诞生于西周《何尊》铭文‘中国’之前。”何努向记者解释，“中国”概念最初的诞生应包括“中”和“国”这两个概念：“中”是地中的概念，“国”则是国家社会形态及其国都。
2003年，何努和同事们发现了一座古观象台，其位于陶寺古城遗址东南方向，有3个圈层半圆形的夯土结构。第三圈内的11座夯土柱由西向东呈扇状辐射排列。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的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儿山日出的半切或下切，以此来确定当时的节令，为社会生产生活提供最基本的服务。这与《尚书·尧典》中“观象授时”的记载恰好相符。
按照考古专家和天文学家的初步结论，该观象台建造于公元前21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比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天象崇拜遗迹还要早近5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在何努看来，在体现农本、民本的同时，观象台也是王权科学软实力的一部分。
此外，陶寺都城遗址王族墓地出土的圭尺和圭表，组成了世界最早的天文测量仪器圭表系统，不仅可与陶寺观象台相辅相成地制定历法，更重要的功能为通过测量夏至日晷影判定“地中”。陶寺圭尺第11刻度长度为40厘米，合陶寺1.6尺，是四千年前晋南地区的地中标准刻度。这个地中刻度的存在，表明最初“中国”的概念的诞生——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有所变化，然而不变的基因是对地中、中土以及‘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的观念认同。因此，判断最早中国的标准，应当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观念的出现。”
何努认为，以地中概念为核心的“中国”概念，被夏商周三代继承与固化，并成为夏商周三代“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国家认同”，标志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核心主干，在中原地区最终形成，瓜瓞绵绵，不断发展迭代，以致今日之中国。
考古学上的国家概念判断的核心为都城，都城应有城墙、宫殿区（宫城）、大型宗教礼制建筑（天坛、观象台、地坛）、王陵区、工官管理手工作坊区，同时还应该有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国库）和普通居民区这些指标。“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他说。
“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认为，只有陶寺是有物证来证明陶寺就是最早‘中国’。”何努说。
“开山之功，功不可没”
“君处庙堂之高，锦衣玉食。民居江湖之远，一贫如洗。”
“到了中期，城中掌权者易手。城址扩大数倍，社会更趋繁盛。官营的手工作坊里，工匠们从事重要石器工业和制陶生产，最初的文字被用于国家管理，表现为官职的标志。”
“文明持续300年，不料一朝衰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
考古学的作用更像是开启关于人类过去的另一幅历史画卷，它同历史文献是相互辉映的，同时这幅画卷也更加丰富和立体。
“考古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跟4000多年前的人物对话。”在何努看来，这样的快乐很少有人能够体会。
据先秦文献记载，当时的“天下”，是指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对此，人们往往以为出处不清，不足采信。何努通过陶寺遗址的圭表实验推测，推断该套地广数据是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为中表的四表之间的实测直线距离。尧舜举全国之力，派出羲叔、羲仲、和叔、和仲完成了这项天文大地测量，理想化的国家政治版图正是由圭尺“中”来实现。
通过对时间与空间的精准管理来为王权与社会政治服务，成为陶寺邦国政治与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寺邦国的时空政治文明核心基因就是经天纬地，标志着中国文明中政治与制度文明对时空管理的肇端，被后世历代王朝继承完善。”何努表示。
“陶寺文化对中国文明主脉的贡献，在制度建设层面上集成创新的贡献是巨大而深远的，更加证明陶寺文化是中华文明主脉核心形成的起点，其各项制度的集成创新是关键。”几十年来，通过分析都城制度、宫室制度、礼制建筑制度、府库制度、住宅的等级制、丧葬制度、礼乐制度、铜礼器制度、天文历法垄断制度、度量衡制度、工官管理制度，何努得出结论，那就是陶寺全方位地奠定了后世中国历代王朝的制度建设基础，并形成了一些中国文明当中制度文明传承的稳定基因。
“中华文明五千年，瓜瓞绵绵，其中制度文明基因的继承与发展，至关重要，而陶寺文化制度文明继承创新的开山之功，功不可没！”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