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慧峰

在距今4300年前，一座巨大的城伫立于塔儿山西麓，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它就是帝尧和帝舜的都城所在。

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仅诠释了“最早中国”的概念，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一条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陶寺为文献记载中的尧舜之都，使“尧舜禹”走出传说时代，正成为信史。

记者：历史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外学界都认为尧舜禹是一个传说时代。

何努：是的。在夏商周之前，我们历史上有一个时代号称“传说时代”，也就是包括尧舜禹时代在内的五帝时代。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一段中国信史，大家一直在探讨。

如果要探索尧舜禹是否存在，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突破点，就是他们的都城在哪里？经过四十余年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我们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绳，指向陶寺都城遗址为尧舜之都。

记者：这个证据链绳是如何一步步完整扎实的？

何努：关于尧都，我们文献上记载是有的，但有多种说法，其中有几种说法得到的认可较多，当中一个就是《水经注》提到尧都平阳。对于平阳在哪儿，大家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就是现在山西临汾一带。此外还有很多其他说法，比如山东定陶、河北唐县也有尧都之说，豫东南地区、晋南的芮城地区还有舜都之说，等等。但仅从文献角度来确定尧舜都城到底在何处，很难定论。

因此，我们首先进行人类学的考古探索，也就是先探索一处遗址它是不是一个都城。在确定了它是都城之后，也就是回答了人类学的考古问题之后，就要回答下一个问题，也就是进入历史学话语体系里考古的范畴了。

关于陶寺是尧都早有学者提出这个观点，但缺乏系统过硬的论证。我们要把这些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和相关的文献记载形成一套证据链，同时结合当地的人类学材料，包括当地民俗、传说、方言、地方志、地名、家谱等等，这三股证据链拧成一股绳，指向同一个趋向，最终得出结论。

记者：已有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明陶寺最有可能就是帝尧都城所在。人们自然会接着问“舜都在哪儿”？

何努：陶寺作为尧都的证据是越来越多的，但是陶寺不只有早期，它的中期则成为更大的都城。如果陶寺早期是尧都，那么中期是谁的都城？有文献记载说“尧舜并都之”。《尚书序》孔颖达提到舜的诞生和虹有关，虹在甲骨文中被描绘成双头龙或者蛇，而我们在陶寺遗址中期IIM22出土的双头龙玉佩，恰好与之对应。

而《说文》曰：“舜，艸也……蔓地连华。象形。”我们在陶寺中期贵族墓出土的双耳罐上，就发现了漫地勾连花纹，不妨推测这种纹样是舜王族的标志。

文献记录舜统治时期有井、仓廪、牛羊与宫室等，而这些在陶寺遗址中都有考古发现。综合考古发现以及文献记载，我们认为，陶寺很可能是传说中的尧舜之都。

记者：中国考古学已走过百年历程，您从事考古事业40多年，主持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也整整20年。一定有很多心得感悟分享。

何努：一百年来，我们的国家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我们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的认识，也因为有了考古而全然不同。一百年前，史书中中国历史的开端是三皇五帝、尧舜禹汤，而经过考古人的发掘与研究，我们在地层中逐步找到了中华文明最初的模样，找到了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而这，也就是寻找古老中国的意义所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中国的考古学界最终无法逃避回答传统文献中所说的“三皇五帝”文化、社会、历史是否曾经真实存在过。假如“三皇五帝”确实是秦汉人虚构的，考古学如何来证伪？假如“三皇五帝”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历史，那么考古学又如何来证实？这都需要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层面上专门的探索与思考。

新时代，我们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只有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治理智慧，我们才能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