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鸣

在传统中国画中，绘画以“成教化，助人伦”为目的。尤其在人物画创作中，这种功能的体现更为直接，而中国山水画、花鸟画等大多以自我怡情、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徐悲鸿是一位有崇高理想的爱国艺术家。他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的作品无论人物、花鸟、山水，都体现着这种责任感。他指出：“艺术家即是革命家，救国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苟能提高文化，改造社会，就是充实国力了。”

他的人物画主题突出，有着鲜明的时代感。他画奔马、雄狮、雄鹰、雄鸡、梅花、古柏、竹子等，其精神内质磊落大方，于欣赏者有强大的震撼力，鼓舞着中国画家一变传统中那些以荒率清淡为能的花鸟山水，开拓出中国花鸟山水的新格局，形成新面貌。他曾言：“欧洲哪一个复兴的国家，不是先从文艺复兴着手呢？我们别要看我们的责任小，要刻苦地从本分上干去。若此时再不振奋，起而师法造化，寻求真理，则中国虽不亡，而艺术必亡。艺术若亡，则文化顿将暗无光彩。起而代之者，将为吾敌国之日本人在世界上代表东方艺术。”这是何等的民族气概！何等的爱国情怀！徐悲鸿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将艺术存亡与国家发展相系，其艺术观影响了现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也鼓舞着一代代文艺创作者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

徐悲鸿的素描具有雄奇幽深、刚柔相济的艺术特点，这与他中国画的锤炼有一定的关联。他在美术实践和美术理论中，非常重视素描训练。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谈到素描在美术创作中的地位时举例说：素描与绘画的关系，就如同建造房屋一样，基础打不好，房子就盖不成，即使勉强盖成也不牢靠。所以，他提倡学习美术者要从素描入手，否则，即使能画几笔也是面目全非。

徐悲鸿在欧洲学习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钻研素描上。他研究明暗关系、结构关系、形体关系，分析了很多西方画家的原作，受益匪浅。他提出了素描的“新七法”，如位置合理、比例和谐、黑白分明等。徐悲鸿所追求的艺术精神，在其素描中有充分的体现。比如，他在素描创作中提倡宁方勿圆、宁脏勿净、宁拙毋巧，还提出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观点。这些观点，都对美术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而在徐悲鸿的作品中，更打动我们内心的、吸引我们的，不是他的体面关系，而是线性结构，体现出线性语言的魅力。也就是说，在他的素描中既有体块和光影，又有东方绘画的线条神韵，体现“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理论观点。徐悲鸿改良中国画的思想对中国现代美术具有重大的影响，尤其是造型摆脱了明清绘画颓废的一面，呈现崭新的面貌，推动中国美术蓬勃发展。

徐悲鸿的国画作品具有时代气息，反映时代精神。徐悲鸿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对传统中国画有深厚的情感。他学习西画之前就有一个志向，学习油画是为了发展中国画。他还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这些在他的中国画作品中都有充分体现。有人认为徐悲鸿的中国画创作是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否定，这是不客观的。徐悲鸿的中国画艺术特征，在某些方面确实前无古人，但他对传统的否定，仅仅是他所说的“不佳者改之……西方之画可采入者融之”。他改造中国画的前提是继承，然后是对中国画萎靡之风的摒弃，但对文人画中合理的元素，他加以吸收，更带有一种强烈的向往，比如以书入画、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另外，徐悲鸿的中国画创新处在于，以西画造型融入中国画，将西方绘画中的结构、解剖、透视等元素运用于中国画创作，这些科学的绘画观及实践，是徐悲鸿中国画创作特点的体现。同时，他保持了中国绘画技法的灵魂，强调以书入画，就是以书法的笔意，写出准确合乎常理的物象。如，他画的马鬃、雄狮的项毛，得于草书、魏碑的笔法，笔意充盈，有席卷一切的气势，使他的作品有着明显的国画属性。另外，徐悲鸿创作的国画人物，除使用传统笔墨外，还强调西画的造型、比例、结构甚至质感。

中西艺术手法的融合，使徐悲鸿的中国画带有时代感。同时，他的中国画作品始终保持着传统笔墨，是传承国画艺术的杰出代表。徐悲鸿的人物画创作有肖像写生、古典人物，也有主题性创作等，虽然题材不同，但都是以线条笔墨作为作品的精神支撑。墨块不是随意涂抹，而是依结构而行的书法笔势，显得沉着有力而不轻浮。线条和墨块之间既分明又含蓄，既融合又独立，有统一的整体和谐美。他的人物画开启了新中国人物画的先声，为中国人物画主题性创作树立了榜样，形成日后美术界认可的“徐蒋体系”。徐悲鸿的花鸟画打破了明清以来一些文人画无病呻吟之态，他注重写生，强调笔墨的活脱，在广大中求得精微，具有新的时代气象。徐悲鸿的山水画更是冲破传统的规矩框框，自由、奔放、有新意，但画作中表现的深厚书法功底和诗词修养，又体现其对中国画的良好传承。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