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安
场灯暗转又亮起。“革命家庭”四个鲜红的大字，凸显在大幕上那一摞带着岁月包浆的老照片和中间那张全家福上。
21世纪的今天看评剧《革命家庭》，是在抚摸一段远去的岁月。那里不仅有“革命故事”，还有阅读和记忆。剧作取材于革命家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曾于1961年被夏衍、水华改编为影片《革命家庭》。评剧《革命家庭》不是回忆录《我的一家》的复述，也不是影片《革命家庭》的再版，而是对中国革命和个人命运特别是女革命者命运关系的再理解和新建构，并且在这种新建构中女主人公方承完成了革命与人性既统一又有冲突的艺术塑造。舞台上，一方面是中国革命洪流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激烈涌动，湖南长沙农民运动分田地、打土豪，农民当家作主向着解放道路迅跑的巨变。五四运动在中国广袤大地掀起思想解放的浪潮，1927年革命者义无反顾地从容就义，1932年上海沪西17家日商纱厂四万多工人声势浩大的大罢工……中国革命历史画卷以最浓烈悲壮的色彩，展现在我们面前。另一方面，在宏大革命历史背景下，艺术呈现了方承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境界的持续升华。宏观的革命叙事和微观的个人叙事，粗犷的革命风暴和细腻的情感抒发，构成了《革命家庭》的叙事风格复调。
在评剧《革命家庭》的舞台叙事中，“革命”展现了更人性更个性也更女性的叙事力量。评剧《革命家庭》截取了方承这个“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人性觉醒过程中最具典型性的人生细节和片段，为演员提供了富有张力的表演空间。新婚之夜，乡村少女满怀着期待、喜悦、羞涩，静静地等待一个读书郎。屋外传来新郎忧国忧民的慷慨陈词。革命就在对新郎的好奇中开启了她的心扉。新郎江梅清给新娘取名，曾经的承妹子，现在的江方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方承”。江梅清不仅让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姓名，而且一笔一画耐心教会她如何书写自己的名字。独立的命名和接受文化教育的书写，既是人性的启蒙和觉醒，也是女性的独立和自我解放，是从反封建的启蒙走向革命的开始。在江梅清的引领下，方承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陌生的“整个都在变”的新世界，“没见过乡下的女子这样高兴，没见过穷苦的农民还能翻身”。革命改变了“人”命运。接着，国民党反动派要把江梅清暴尸荒野，方承挺身而出，不惜以生命护坟。她大义凛然，冷静地给山伢子狗伢子读书垫钱、天寒地冻中把自己棉袍改成棉衣送山伢子、脱下自己的棉鞋套在狗伢子的赤脚等情节勾连起六个最富于人性也最具有生活细节的反问“是吧”，六句排比“他想让穷人……”演唱，唤起了狗伢子、山伢子和团丁人性的复苏。《革命家庭》不断提示我们，中国革命是从人的独立、人性的觉醒起步的。
在《革命家庭》中透过方承的女性视角，看到了方承成长的逻辑起点：人的自我发现和人格的独立；看到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对革命的新理解：人的解放，少女、妻子、母亲和家庭、亲人、国家等彼此的扭结，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剪不断的历史情结。
如果说上半场凸显的是夫妻情，下半场打动人心的则是母子情；上半场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呈现，下半场则是在错综复杂的地下斗争中潜行；上半场是性格等变化的历时性展开，下半场则从长沙、武汉一路到上海的地点铺排。在谈到《革命家庭》时，主演曾昭娟说，“我要颠覆以往塑造的舞台形象，为方承重新树立表演样式，赋予其新的表演形式。”作为花派传人，她继承了花派戏路开阔的传统，在基本造型不变的前提下，以气质、形体和唱腔渐进变化。闺门旦的表演展现少女少妇的清纯羞涩甜蜜，青衣的成熟大气凸显贤妻良母的大爱情怀，直到老旦的沧桑沉稳，让老练成熟喜迎解放的革命者形象屹立在舞台上。这只是就方承每个年龄段表演风格的主体而言。其间，还有从质朴的乡村妇女，到上海棚户区艰难糊口的洗衣工，到英租界富商太太的角色转换。几乎每个年龄段和角色之间的转换都是无缝对接的。
戏剧的发展其实有两个层面：一是外部戏剧矛盾戏剧冲突的不断推进，二是人物思想情感性格的“生长”。人物的“生长”既是线性的，也同时需要“点”的支撑。如江梅清牺牲时方承的“看他的最后一眼”，她深情坚定而又迷蒙的眼神，结合身段和“诀别”的念白，以无数精细入微的“点”完成了人物成长“线”完整丰满的叙事。曾昭娟在舞台上塑造的方承，就像长江大河，从涓涓细流，越来越浩荡地奔向广阔。
台下的曾昭娟端庄、娴静、沉稳，言谈悄声慢气，毫不张扬，清澈如水，有一股天然的古典气质。生活中，除了艺术还是艺术。《凤阳情》《寄印传奇》《赵锦棠》这些戏剧中，集中体现了曾昭娟作为一位评剧表演艺术家“第一自我”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的非凡艺术功力。她的演唱，音色清亮甜美，音域开阔；她的每一个经典唱段都像一件完整独立的艺术品，充分展现了评剧声腔艺术在当代所达到的高度。这些角色与她充满古典美的神韵气质是高度契合的。而《红高粱》的九儿，是曾昭娟破茧化蝶、大胆突破“第一自我”、塑造“第二自我”的勇敢尝试。九儿的泼辣大胆，乃至蔑视一切束缚的狂野生命力，与曾昭娟的“第一自我”相去甚远。这也是她选择九儿时，许多朋友为之担心的原因。但评剧舞台上亮眼的九儿，证实了艺术家开拓艺术空间的巨大可能：她的“第一自我”究竟能走多远？
最后要指出的是，戏曲界形容好戏有个生动的比喻：“一棵菜”。主角配角彼此协调配合，像一颗一棵生机勃勃的青菜。评剧《革命家庭》中江梅清五四青年的朝气、传统书生的儒雅和革命者的坚定理想，欧阳立安青年革命者的早熟、老练以及关键时刻面对死亡的无畏、沉着，甚至老宋的宽厚，与主角一起，共同呈现出这部剧的精彩。
美术史家贡布里希在面对历史的时候说：“快点！让我们回到太阳，回到大地，回到美丽的海洋，回到植物、蜗牛和恐龙，回到我们的群山，最后回到人类。这有点像回家，不是吗？”确实，在评剧《革命家庭》中看到了正在回“家”的“革命”，看到了革命在一个家庭中父子两代不惜牺牲前赴后继的悲壮轨迹，看到了为人民的理想信念像太阳一样照耀着山河大地。让革命回“家”，就是不忘初心，不忘我们理想、信念的出发点。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十一届上海市政协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