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是“国之大者”。近年来，党和国家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作出逐步调整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重大决策，先后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全面两孩政策、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同时需要看到，步入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面临一些深刻变化：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生育水平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在人口总量层面，我国大陆人口共141178万人。但是在生产人口比重层面，2020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7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约68.6%，比2010年减少了3000万人，占比较2010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从2010年至今，生产人口比重每年下降约0.4个百分点。2025年之后，60、7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将退出劳动年龄人口群体。到2035年和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分别达到3.46亿和4.49亿，老龄化率达到20.5%和37.3%。

探索老龄化的中国特色应对之道

“老龄化是人口变动的必然过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老龄社会治理与实践”读书群导读人，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同时，具有老年人口数量特别大、老龄化速度特别快、老龄化的地区差异较大的特点。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老龄社会治理与实践”读书群特邀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表示，自“十四五”时期开始，我国老年人口总量会由相对缓慢的增长状态转至快速增长，老龄化呈现出未富先老、快速老龄化、城乡倒挂和超大规模老年人口等趋势。

面对扑面而来的老龄化进程和老龄社会的挑战，国家一方面希望通过提高生育率、增加新生人口缓解人口老龄化程度，另一方面，积极发展银发经济顺应养老市场发展需求。

然而，在杜鹏看来，鼓励生育政策固然可能减缓老龄化进程，但在短期内，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都不会受到现行生育政策的影响。因而，“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主要力量不是鼓励生育，而是要健全养老服务保障体系，探索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

他表示，未来应全面落实国家战略，将老龄事业发展纳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制定长期护理保险、老年人就业的相关法律，通过实践探索不断丰富和完善制度建设；建立评估监测制度，及时反映各种老龄事业和产业的投入产出效果；加强国际合作交流，不断与国际社会交流互鉴。

“目前各方面对鼓励生育重视度较高，从中长期角度看，对实现人口均衡发展非常重要，但可能的负面效应是在社会上会形成对老龄化严重程度和老龄化快速进程的漠视。”彭希哲认为，应当在舆论宣传和政策引导方面尽可能地实现协调和均衡，进一步提升公民对于老龄社会的国情意识。

在彭希哲看来，从2022年开始，中国将进入一个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持续至少10年的时期。尽管每年将新增大约2500万老年人，对我国的养老服务业暂时还不会有太大压力，但会对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形成巨大挑战，尤其是“现收现付”的基本养老金制度。

多层次多支柱养老更踏实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推动发展个人养老金，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相衔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协调发展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进一步织密织牢养老保障网。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冲击最大的是养老保险制度，因为养老保险制度最敏感的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长期从事社会保障和社会基金研究工作的全国政协委员郑秉文表示，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条件下，养老保险制度必然形成资金缺口，这个缺口可由养老金投资收益予以补充。

“养老金既是民生制度的安排，同时也是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发挥它的双重优势。”郑秉文表示，2020年初中央发布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这个举措具有战略性，即通过基金投资收益的“市场红利”来替补消失的“人口红利”。因此，他认为，建立多支柱养老金可以夯实应对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

同时，郑秉文也强调，我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的选择必须是、只能是普惠型大众养老金制度。他建议参照国际先进经验，个人养老金可以作出制度调整，改为一个“全面参加”的特殊储蓄。

“当前我国养老金第三支柱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在替代率、资产规模等方面远低于大多数成熟市场。”同样持续关注社会保障的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指出，当前我国养老金第三支柱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对养老金第三支柱产品定义不明确、养老金融专业投资能力不足、缺乏居民个人养老专属账户体系、第三支柱政策不方便个人参与等。

针对这些问题，孙洁建议，在制度层面，强化顶层设计，扩大养老金第三支柱覆盖面，探索建立养老金第三支柱专属账户体系，打通“三支柱”之间资金流动的渠道。在政策层面，加大税收、补贴政策优惠力度，出台一揽子强有力的激励政策，扩大养老金和企业年金资管机构的投资范围，提升长期养老金收益率；在产品与服务层面，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养老金第三支柱产品体系，简化购买流程，破除购买障碍。同时，鼓励保险公司深入医疗养老行业，积极提供养老与健康管理服务，打造“保险+医养”产业链。

做好准备安心老去

人人都会老，这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老龄化的冲击，我们该如何从当下开始未老先备？如何安心老去？这些问题不仅是渐入老年者的思考，也同样是80后、90后的焦虑。

“老是人生的必然阶段，关键是有没有为此做准备、做好准备？”“老龄社会治理与实践”读书群导读人，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副院长李佳表示，老龄化不是麻烦，不是通过对症下药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是一种发展趋势。因此，我们需要明势而行，应势而谋，因势而动，顺势而为。

李佳在《安心老去：面对老龄化冲击的准备》一书中，介绍了老龄化对社会和家庭带来的种种影响和冲击，特别是年轻人该如何知老、备老，从容且不焦虑、平和而不尴尬地实现安心老去。这本书也是“老龄社会治理与实践”读书群的学习书目。

“家庭是解决一老一小问题的枢纽性的主体。”彭希哲表示，作为天然的养老单位，家庭对于老有所养有着独特的优势和现实价值。家庭也应当是养老、孝老、敬老、尊老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的最主要的实践者。

“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带动个体、家庭和社会联动以形成整体性的治理格局，形成‘身-家-群-国-世’相贯通的老龄社会治理中国方案。”彭希哲表示，身即从老年人的“急难愁盼”到“人的全面发展”；家即从“家庭责任”到“家庭建设”；群即从“生活共同体”到“治理共同体”；国即从“老龄事业”到“老龄国家战略”；世即从积极参与全球化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总而言之，通过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满足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和经济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长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