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贾晓明
抗战时期,邓宝珊先后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其总部设在与陕甘宁边区毗邻的陕西榆林。他拥护和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一直保持友好关系,指示所属部队要“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历次“反共高潮”、封锁边区、制造摩擦之际,邓宝珊以团结抗日为重,拒不参与,并三次到访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
“国共两党的重新和好,此乃国家民族之福,是深得人心的”
1939年4月,邓宝珊前往武功参加军事会议,因急于赴会,其所乘汽车路过延安时并未停留。此事被中共中央首长得知后深以为憾,叮嘱有关部门:在邓宝珊返回途中经过延安时,一定要盛情挽留。
5月,邓宝珊乘车返回榆林时路过延安,与随行人员住进了一家骡马大店里。延安市公安局得知消息,立即打电话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负责人金城。金城确认无误后,立即向上级请示。毛泽东闻讯后当即指示,一定要给邓宝珊一行以热烈的欢迎和优待。金城随即向交际处进行了布置,然后来到邓宝珊住的骡马店,找到邓宝珊的随行人员,表达了欢迎之意,并提出请邓宝珊等人移住边区政府招待所。
第二天一早,金城再次来到骡马店,邓宝珊闻声走了出来,客气地对金城说:“这次过延安,时间仓促,没敢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金城表示:“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你能在延安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邓宝珊听后感到盛情难却,便不再推辞。
不久,毛泽东亲自赶来迎接,并请邓宝珊和随行人员用午餐,李富春、萧劲光、周小舟等作陪,双方相谈甚欢,气氛十分融洽。席间,毛泽东表示,希望邓宝珊在延安“多住几天,到处走走,参观指导。”邓宝珊欣然接受了邀请。
邓宝珊在延安住了一周时间,参观了各地,并旁听了毛泽东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延安的中共党政军领导人也到邓宝珊的住所与他会面、晤谈。邓宝珊老朋友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此时在抗日军政大学读书,也赶来拜会。邓宝珊的二女儿邓友梅于一年前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也来见父亲。邓宝珊非常高兴,详细询问了学习、生活情况,并鼓励他们努力上进。
其间,邓宝珊回访了毛泽东,两人进行了长谈。毛泽东向邓宝珊表示:西北军的许多将领是爱国的,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且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好。邓宝珊回答说:“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和好,此乃国家民族之福,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
“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是民族之福”
1943年6月,国民党中央电召邓宝珊去重庆“述职”,为阻止邓宝珊途中经过延安,特别命他去“兰州坐飞机”到重庆。邓宝珊非常不满,对身边人说:“不指定路线还罢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线。”为了更加细致地参观、了解陕甘宁边区,邓宝珊索性放弃乘车,改为骑马前行。
邓宝珊一行进入陕甘宁边区境内的米脂县时,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派在这里工作的杨拯民前来迎接。10日,一行到达绥德。中共绥德地委和边区绥米佳吴清警备司令部召开了欢迎大会,大会由习仲勋主持,“抗大”校长徐向前和邓宝珊在会上做了讲话。17日,邓宝珊等进入延安,下榻边区政府交际处招待所。
当天,毛泽东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为邓宝珊接风洗尘。出席欢迎宴会的有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南汉宸、续范亭等数十人。邓宝珊与毛泽东一见面,就说:“毛先生发胖了!”毛泽东回答说:“这是我们军民搞大生产运动,丰衣足食所致。邓先生的身体也好得多了!”宴会后,举行了欢迎晚会。由叶剑英致欢迎词后开始演出,邓宝珊看得很高兴,不时鼓掌。
随后的三天里,毛泽东、朱德、贺龙轮流做东宴请邓宝珊。朱德和邓宝珊见面时,讲述了自己在云南参加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的情况,邓听得很入神。朱德又向邓宝珊询问了当时陕西的情况,邓也一一作答。贺龙和邓宝珊见面时,谈了自己在红军长征中的经历,让邓宝珊钦佩不已。
第三天,毛泽东出面宴请邓宝珊。宴会前后,大家围坐院内纳凉,谈了很久。毛泽东在谈话中就国际国内形势与邓宝珊交流看法。毛泽东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面临光明的前途,连蒋介石也感到了这个变化。但蒋介石的对策却依旧是加紧策划反共。希望邓先生和我们合作,要求蒋介石放弃独裁,实行民主。邓宝珊当即表示:自己将为民主建国尽最大努力。毛泽东分析国内外形势,见解十分精辟,且谈吐幽默,给邓宝珊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对毛泽东说:“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是民族之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在北平为您祝寿。”在谈话中有一个小插曲:在谈到胡宗南不去抗日,却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叫嚣“闪击延安”的行径时,毛泽东诙谐地把胡宗南的行为比作“以卵击石”,说胡宗南“不过是挑着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个石头,就全部砸烂了”。此话一出,引得双方大笑良久。
在随后的时间里,邓宝珊不仅和毛泽东单独会谈数次,也和在延安的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好友续范亭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我是大家的朋友”
9月中旬,邓宝珊离开重庆,临行前为延安采购了一批急需的药品。途经西安时,胡宗南向邓宝珊提出派人去帮他“整顿部队”,企图借此削弱其兵权。邓宝珊当即表示愿意引退,让胡宗南非常尴尬,只得要邓继续“回榆林坐镇”。邓宝珊回到家乡三原,后经杨明轩等做工作,决定再返榆林,仍选择途经延安。
邓宝珊进入延安前,毛泽东再三指示交际处对邓宝珊“要热情接待”。11月15日,邓宝珊到达延安,仍下榻于交际处招待所。听说邓宝珊因长期劳顿,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十分关心,不仅亲往慰问,还请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前来诊视。考虑到时将入冬,毛泽东立即叮嘱有关部门为邓宝珊一行赶制冬装,并特别叮嘱准备“狐皮十件,送邓总司令作衣料”(邓宝珊回榆林后,将这十张狐皮缝制成大衣。北平和平解放前夕,邓宝珊受傅作义之托,代表傅作义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和平谈判时,穿的就是这件大衣)。邓宝珊十分感激,病愈后立即和毛泽东见面,介绍了其重庆之行的观感。
一天,毛泽东派人请邓宝珊叙谈,在座的还有朱德、周恩来与续范亭。谈话中毛泽东说:国共两党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邓先生,你我都是过来人,历史经验证明,内战的路走不通。蒋介石只有从根本上放弃独裁和内战政策,这才是国民党的出路。我们大家都必须为此而奋斗。周恩来、朱德、续范亭也都围绕毛泽东的话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邓宝珊听后表示完全赞同。
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邓宝珊参加了丰富多彩的欢迎活动。他参观了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并出席了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在会上,邓宝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赞扬边区军民在大生产运动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告诉在场干部群众说:“我是大家的朋友。”邓宝珊还在周恩来、林伯渠等的陪同下,出席了交际处安排的文艺晚会,津津有味地观看鲁迅艺术学院创作并演出的剧目,并表示,自己“难得如此轻松”。
12月上旬,邓宝珊离开延安前往榆林。邓宝珊走后,毛泽东在给续范亭的信中说:“邓先生西北人望,调护国共关系,出力甚多,此次南行,讲了许多好话,我们心中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