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 欣

1927年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在上海创刊，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中央机关刊物，由瞿秋白题写刊名。1932年7月，第5卷第1期出版之后终刊，总共出版5卷52期。

《布尔塞维克》的编撰群体

1927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一号通告，决议出版中央机关报，定名为《布尔塞维克》，24日，正式创刊。最初由瞿秋白、罗亦农、王若飞、邓中夏、郑超麟等组成编辑委员会，编辑部设在上海兆丰花园（今愚园路1376弄34号）。瞿秋白撰写的发刊词《布尔塞维克发刊露布》指出：“谁能解放中国，使中国最大多数的工农贫民自己得到政权，打开真正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有布尔塞维克！”

《布尔塞维克》发行出版5年，主要撰稿人和供稿人是中共中央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与领导人，如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项英。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与严密的舆论封锁之下，中共中央要求：“南、北、长江各局及各省委必须定期通讯（地方政治工农通讯）于布尔塞维克。”因而，各局及各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成为《布尔塞维克》“地方通讯”专栏的主要供稿人，如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澎湃等。

此外，《布尔塞维克》还刊登了共产国际以及联共（布）领导人的诸多文章，如斯大林、布哈林、米夫、莫洛托夫等。

“布尔塞维克报当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之机关”

《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一号》指出：“布尔塞维克报当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之机关，当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及一切反动妥协思想之战斗机关”，“布尔塞维克报并且要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领导者，应当做工农群众革命的先锋。”为实现这一办报目的，《布尔塞维克》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反对军阀豪绅资产阶级以及工农民主专政等理论。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六期刊登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总结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工农暴动的经验，阐述了工农武装暴动的总策略，预估了在武装暴动政策下可能产生的两种错误倾向以及城市武装暴动和农村武装暴动的关系，并提出了下一步武装斗争的指导方针，指明了全党的斗争方向。瞿秋白的《武装暴动问题》一文论述了什么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意义、开展游击战争的方式以及游击战争对于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作用等问题。

关于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蔡和森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特殊性在于他的胜利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中国社会规定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策略》则强调：“农民群众，尤其是贫农及乡村中的苦力游民是主要力量——土地革命发动力。”论述了农民阶级对于中国革命以及未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作用。1927年11月28日，该刊第一卷第六期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的党纲草案》，提出15个土地改革方案，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的基本方针，是继“八七会议”后党对如何进行土地革命更为详细的回答，对中共六大作出相关决议、方针具有直接影响。

第一卷第十四期刊发的《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一文，详细论述了苏维埃政权的意义、中国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方式以及苏维埃政权的性质等问题。瞿秋白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组织和领导问题——长沙战争的教训和苏维埃根据地建立的任务》，总结长沙战争失败的教训时指出：“不彻底的去巩固苏维埃根据地，不认真的加强和改造红军，而只是单纯的扩大战争的政策这是很有害处的。”其中探讨了工农红军的建设同苏维埃根据地的关系，认为只有训练形成更强大的红军力量才能巩固苏维埃的根据地，而巩固已有的苏维埃根据地是当时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问题。

为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布尔塞维克》刊载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此扩展和增强读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和理解。郑超麟翻译的列宁所著《工农革命民权独裁》指出：“工人阶级有独立的阶级政治组织发展的完全可能”，“要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态度来对待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将要产生的国家政权”，提出无产阶级政党“需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以及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正确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布尔塞维克》向读者推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革命书籍。如第一卷第二期和第七期最后一页，编辑部列出“要推翻反动的国民党理论，建设新的革命理论”的相关书籍，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郭列夫著瞿秋白译的《无产阶级的哲学——唯物论》、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等。

从中央机关报到中央理论机关报

《布尔塞维克》是栏目调整最为频繁的中央机关报刊，每位总编辑上任之后都会对栏目和内容进行调整。

《布尔塞维克》创刊之初按中央要求报刊设16个栏目：社论、国内政治、外交问题、国际状况、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国民党、中国革命问题、党内问题、理论问题、经济与财政、寸铁、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地方通讯、读者之声。从实际出版物来看，虽然不是每一期都开设所有的栏目，但整体上能够全部涵盖。最具特色的是“地方通讯”专栏，各地工农革命的领导者是该栏目的主要供稿人，他们按照中央的要求定期供稿给编辑部。地方通讯的稿件写作模式较为一致，先是介绍当地的背景（军阀混战的情况、工农受压迫的状况等），再说明具体情况，而后总结取得的成就、暴动的意义、影响以及教训。

1928年8月，瞿秋白卸任总编辑，由蔡和森接任。此后，“读者之声”与陈独秀主笔的“寸铁”两个栏目消失。11月，蔡和森卸任，李立三接任。之后，地方通讯专栏数量减少，社论、中国革命问题以及理论问题栏目数量上升。1929年3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就《布尔塞维克》致信中共中央，指出其存在出版编排工作潦草、语言令人费解等问题，认为应该在报刊中加入指导性的编辑部社论，充分论述党建问题和工农运动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固定的版面。最后，东方书记处指出：“尽管创办了平行的通俗周刊《红旗》，《布尔塞维克》因此成了双周刊，并且主要是中共的理论刊物，也应力求使语言通俗易懂，但又绝不影响内容理论水平。”李立三按照这些指示再次更改栏目，基本上隔一期刊登一次马列主义理论相关的内容。1930年9月，李立三卸任，沈泽民接任总编辑。

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正式将《布尔塞维克》从中央机关报更改为中央理论机关报，保留《红旗日报》为中央机关报。3月，张闻天接任总编辑后，按照理论机关报的要求全面取消了创刊初期的栏目，重新设置中国革命问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经济进程分析及党的理论问题4个栏目，直至终刊。

《布尔塞维克》栏目频繁更改，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和复杂的历程。在近5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以《布尔塞维克》为阵地，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的意义以及工农武装割据等理论做了诸多探讨。很好完成了党赋予的历史使命，在中共党报党刊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项目号：20&ZD3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