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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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近年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致力于黄河文化及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相关研究，发表了相关论文论著。王震中委员结合所参与的两次全国政协组织的相关调研经历，以及在全国政协“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上的收获，讲述其对于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及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思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在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方面，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意义重大、内涵丰富、历史文化遗产云集的大手笔。2021年，我有幸参加了两次全国政协组织的相关调研：一次是2021年9月8日至9月12日，赴山西省忻州市、临汾市、运城市等地，进行“不可移动文物的综合保护利用”调研；另一次是2021年10月14日至17日，赴宁夏银川市、吴忠市、中宁县、中卫市等地，进行了“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宁夏调研。两次调研，收获颇丰，认识也有升华。在调研的基础上，2022年11月11日，汪洋主席主持召开了全国政协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围绕“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协商议政，我在远程协商会上作了题为《关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的视频发言。将调研以及远程协商会所获得的认识予以系统化，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与黄河沿线九省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有多方面的交叉，把二者统筹兼顾，无论对于资金费用合理有效使用而言，还是对于九省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历史文化内涵而言，都是最科学合理、行之有效、可持续发展的。作为文化遗产，它有的属于包括石窟、寺庙、古建在内的不可移动文物，有的属于包括大遗址等各类考古遗址和文物。这些不可移动文物和大遗址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用它们来充实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内涵时，需因地制宜，在凸显当地历史文化特点的同时，选取那些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文物和文化遗产。这样做，可以使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格局既是国家级的，又具有其独特性。

第二，把石窟、寺庙、古建等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大遗址作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资源，可以使不可移动文物和大遗址的状况得到三个方面的改善：一方面，以前有些不可移动文物因担心修缮有可能造成失真而不做定期修缮，致使一些著名古建特别是建筑内的壁画等破旧不堪，而作为国家公园的组成部分之后，在“修旧如旧”的原则下对著名古建、文物等做定期修缮，是能够把维持原貌与美丽壮观和有观赏性统一起来。另一方面，改变一些不可移动文物修缮之后“一锁了之”的做法，让这些不可移动文物真正“活起来”。第三个方面，考古发掘的大遗址每每都是数十年如一日地长期发掘，把已有的大遗址或考古遗址公园等作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之后，就可以把遗址的文化功能充分利用起来，让考古走进大众，把展示与长期的考古发掘统一起来。

第三，沿黄九省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黄河文化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华民族根和魂的物化形态。我们用物化的、形象的文化遗产来充实公园的内涵，既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又使得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将成为传世之佳作，并能使人们在游览观赏中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润和熏陶。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与黄河文化的历史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母亲河文化；另一方面，从中国文明诞生伊始到唐宋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的中心和重心。在这里，我们从“文明诞生”到“文化基因和性格的养成”，再到“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可以看到它们无不与黄河文化关联在一起。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灿烂的文化就展现了多姿多彩。她从距今一万年前农业的发明开始所经历的“聚落三形态的演进路径”——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典型路径。她从五帝时代的“万邦”文明走向夏商周三代王朝国家文明。如果说五帝时代的万邦是多元的，那么夏商周三代复合制王朝国家形态结构则是一体的，位于黄河中游地区的三代王朝实现了从“多源”走向了“一体”。夏商周三代这种“多源一体”（或可称“一元多支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是秦汉以来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前身。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中原正统观。中原正统观始自夏王朝，历经夏商周三代而奠定根基，而夏商西周王朝的国都在黄河中游地区，再加上从秦汉到北宋中国“帝制王朝”的国都也都在黄河中游地区，所以中华正统观念与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和重心在黄河中游地区是密不可分的。

自古以来，中国就被称为“礼乐之邦”。中国的礼乐文明从龙山时代起端，到夏商西周奠定了基础。我们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些重要遗址出土的陶礼器和玉礼器，看到了龙山时代（也即五帝时代）“礼”趋于制度化的情形。到了夏商周三代，成套的礼器为礼制的物化形式，礼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黄河中游中原腹地与四方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中原王朝把从周边吸收汇聚的文化因素加以提炼升华，成为华夏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叫文化内聚；另一方面是中原文化向外的文化辐射。中原王朝国家向外的文化辐射传播有一个规律：即辐射传播到各地的都是礼器，有青铜礼器、陶礼器，也有玉礼器。在古人看来“器以藏礼”，由此我们说，中原王朝国家在向外传播礼器的同时，也把中原华夏礼制传到了四方。也就是说，中原王朝输出的是礼制教化、礼乐文明这样的政治文化，这既体现在内部，也表现于对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只是夏商周三代的礼各有特点，比如商代的礼注重处理的是人神之间的关系，而西周的礼更注重的是人际关系。文献说周公的贡献之一就是“制礼作乐”。我认为周公所制之礼有两个方面的变革：其一是对商礼的改造，把商人对上帝和周人对天的崇敬纳入礼制的框架，提出了敬天保民的理念，并由此把商代注重“人神关系之礼”改造为周代注重“人际关系之礼”；其二是把礼制与德治相结合，推行德的制度化建设，形成了天命与德治、天命与民意相结合的辩证统一。因此，《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孟子·万章上》引《尚书·泰誓》佚文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就把“天命”“民情”“德政”联系在了一起，从天命出发而转入了德治。由于西周的礼乐是理性主导的得到升华的礼乐文明，所以得到孔子推崇。孔子向往西周，向往周公，其根源即在于此。为此，我们把作为理性人文的礼乐文明根植于西周，说它根植于黄河文化之中，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费孝通先生曾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划分为“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两个阶段，古代属于“自在”阶段，近代以来进入了“自觉”阶段。我认为民族类型与国家形态结构有对应关系。中国从秦汉开始，国家形态结构变为“中央-郡县”制，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大一统的王朝内，有两个层次的民族：一个层次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另一个层次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为自在民族的中华民族。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上看，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出现是与从秦汉开始的以郡县制为机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态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中华民族是由从秦汉开始的以郡县制为机制的统一的国家结构造就的；她以统一的国家为框架，是一个与统一的国家互为表里的全中国的民族共同体。中国历史是这样发展的，中华民族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国家结构本身使“大一统”的国家至今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并使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从秦汉到唐宋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就建在黄河中游地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向心力的同心圆圆心。由此我们说，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以其国都的地位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所在地，在这个意义上，黄河文化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阐述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这样的历史画卷，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的历史文化遗产，大大浓缩了起来，形象化了起来。为此，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里的文化遗产乃弥足珍贵的中华民族根和魂的物化形态；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充分地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举多得的举措，是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建设。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