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司晋丽 齐波 融媒体记者 韩月 徐康辉

多元一体、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是每一个中国人引以为荣的骄傲。随着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的日渐丰厚，人们怀着敬畏和好奇，开始探寻文明起源、追溯历史形成轨迹。

于是，“何以中国”成为近年来中华大地上最“热”的问句之一。

那么，答案藏在哪里？

就在永恒流淌的时空星河里，在灿若星辰的国之瑰宝里。

即使是历史天幕上的几颗星星，不同文明中的小小侧面，都能让我们一窥先人智慧之伟大，中华文明之卓绝。

今天，当一位位考古学家捧着宝藏从幕后走向台前，为人们揭开一个个文物的身世之谜，人们除了惊叹，也更加坚定了文化自信、文化认同。

考古比较好地回答了“何以中国、何为中华、何以文化自信”的社会关切

记者：故宫作为一个闻名世界的博物院，成立考古部门的初衷是什么？

徐海峰：故宫是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恢宏壮美的古代建筑群人所共知。同时，在故宫及其所收藏的各类文物基础上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又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博物馆，是集文物挖掘、保护、研究、传承、利用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进入新时代以来，顺应事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进一步拓展故宫学术领域、完善学术研究门类，不断提升故宫文化遗产保护的层次与水平，不断挖掘和阐释故宫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同时，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取得巨大发展，为更好地发挥故宫博物院保护、研究、传承、利用的平台资源优势，促进博物馆学与考古学的同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事业发展的新形势下，我院成立考古部，开启了故宫有组织、科学规范地开展考古工作的新征程。

我们提出紫禁城考古的概念，就是在明清宫城及皇城内开展的考古工作。通过这些年的工作，我们初步揭开了鲜为人知的紫禁城地下奥秘，这样公众不仅能看到一个地面上的紫禁城，也能看到600年前地下的精彩世界。此外，故宫考古不限于紫禁城考古，我们也走出红墙外考古，承担和参与国家重大考古项目，比如明中都城址、景德镇御窑、龙泉青瓷窑址、三星堆城址等考古；另外我们也走出国门考古，比如开展的“一带一路”海外合作考古，逐步形成了具有故宫学术特色的考古。

记者：故宫是明清时期的建筑，所以“紫禁城考古”的对象也相对“年轻”。不过，我们也注意到，2022年故宫博物院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展开的，展出不少来自史前的出土文物。例如，今年故宫的开年大展“何以中国”以及当前正在展出的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和合共生——故宫·国博藏文物联展”等，都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反响，您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工作。

徐海峰：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是社会上热切关注的话题。随着良渚古城的申遗成功，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近几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的直播，央视考古公开课、中国考古大会、考古类纪录片等等，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考古热”；尤其是三星堆“再醒惊天下”，更是激发起公众对考古的极大热情和空前关注。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表面看，是由于三星堆考古揭示出来的神秘的青铜器，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于未知的好奇和追逐；从社会背景来看，是由于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公众历史文化素养前所未有地提升。此外，由于考古工作顺应时代，公众考古越来越成为考古工作者的自觉，及时与公众分享最新考古成果，丰厚了全社会的历史文化滋养。你提到的这两个展览，也是集全国文物界的力量推出的重磅大展。“何以中国”展出的130多件文物，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这些国家宝藏揭示了华夏大地何以中国、中华文明何以不朽。用一句话概括，考古比较好地回答了“何以中国、何为中华、何以文化自信”的社会关切。

记者：那么，从考古学的角度，“何以中国”这个问题，究竟应该如何作答？

徐海峰：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我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创立的文明起源三阶段“古文化-古城-古国”，国家形成与发展三部曲模式“古国-方国-帝国”，经过学者进一步深化研究，修正为“邦国-王国-帝国”三阶段，这是我们探索国家起源的基本理论和遵循，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夏商周三代是王国阶段。从三代往前再追溯，就是邦国阶段，也就是文献记载的万国林立的时代，考古学上有哪些实证？我们熟悉的红山古国、良渚古国、陶寺、石峁等，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广域王权国家形成，开启了夏商周三代王国文明时期。

此外，苏秉琦先生还创立了区系类型理论，奠定了探索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基本框架。它将新石器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每一区块都有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都创造了各自的文明，这反映了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多元或多样化。那么，多元如何就走向了一体？是不同文明间的碰撞交流融合，而中原地区就成为不同文明交流的一个大熔炉，最后周边文明相继衰落，百川归海，不断吸收借鉴周边不同时期、不同族群文化的优秀因子，共同铸就了中原的一统，直至近现代形成了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中国，也就是56个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有学者将这一历史过程形容为“满天星斗——月明星稀——皓月凌空”。现今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是历史上各民族创造发展各自文明的舞台，包括面向东南的海洋族群创造的海洋文化，都是考古学研究的地域范围。这就是基于考古材料揭示的中国国家起源、中华文明起源的轮廓性的历史图景，也是我们参观“何以中国”展览主题的一个前提或基本认知。

对于公众来说，要理解“何以中国”，文物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特别是有“背景”的文物

记者：有参观者形容，观看这些展览就像走进沉浸式电影之中。如果从其中挑选几件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您会选择哪几件？

徐海峰：要理解“何以中国”，文物是很好的切入点，特别是有“背景”的文物。

我首推的是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何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青铜器的铭文里出现了“中国”二字，这是出土文物中最早出现“中国”二字或中国叫法的实例。它的原文是“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这里的“中国”指西周的东都成周，这是周人心目中的“处四方之中、地中之国、地中之都”，也就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这是“地理中国”的意思。从东周开始逐步由地理中国向政治中国演变。这是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学界研究中国的起点。

其次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物骨耜。耒和耜是文献记载的中国最古老的农具，所以河姆渡文化有比较发达的农业，这就带来了稳定的定居生活。河姆渡遗址是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代表性遗址，距今约7000—5300年，而发达的农业是催生文明的主要动因。

其他的代表性文物还有很多，例如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瓶、红山文化的玉龙、良渚时期的玉器、山东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蛋壳黑陶杯等。这些文物虽然身处不同历史时期，但共同点是都向周边传播和扩散，对周边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当然，在众多文物中，这几件只是一鳞半爪。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多元一体的主旋律，不同族群、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与外部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均是催生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演变的不可或缺的因子，这是一个基本共识。

记者：通过文物，我们能直观地看到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和运转模式。作为考古工作者，是否能比普通公众更多感知到先人内在的精神状态？

徐海峰：囿于史前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的低下，先民们常常在自然力面前无能为力，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神灵赐予的，于是对日月星辰、山岳河川等顶礼膜拜，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神的世界中，太阳崇拜就是一个集中的反映，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三星堆的太阳轮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此外，商周时期中原发达的青铜器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具体体现，青铜主要作为祭器来使用，形成了独特的青铜礼乐文化。上古先民的宇宙观、天文观也是中华哲学产生的源头，还有阴阳五行、四神、观象授时、择中等独特的哲学思想，而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构成了我们的基本信仰体系，也就是天、地、君、亲、师的崇拜，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

对外交流最基本的就是互信，互相信任才能产生进一步交流

记者：故宫博物院也承担了一部分国家重大考古项目。可否举些例子？

徐海峰：故宫考古部加入了三星堆月亮湾的发掘、研究和保护工作，我院文保科技部的同仁也一直在参与三星堆青铜器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此外，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也是我们的一个国际交流平台。

记者：“紫禁城考古”对于传承中华文脉有着怎样的意义？

徐海峰：城市是进入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个时代最高智慧的凝结。因此，城市考古或者都城考古是考古的最高境界。我关注到《人民政协报》“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系列报道对良渚、陶寺、二里头、石峁等古代都城的报道，而紫禁城，更严格地说是元大都，是中国古代都城中最后一个集大成者，基本上是遵循《周礼·考工记》的建造理念，延续了中国古代工程规制的都城模式，虽然因时因地制宜作了适时调整，但是在大的理念和规划思想上还是一脉相承、古今重叠的。从这个角度说，也展现了5000年不断裂的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记者：很多博物馆都尝试运用新技术让文物“说话”，故宫博物院在这方面有哪些新手段？

徐海峰：推动学术研究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让文物活起来，是故宫博物院的理念之一。为了将考古成果更好地分享给公众，我们运用了考古VR、倾听在线、三维扫描等技术打造“数字故宫”，让参观者有沉浸式体验。

记者：在党的二十大举行的“党代表通道”采访活动中，二十大代表、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阐述了故宫“四大愿景”。就您的理解，考古将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徐海峰：“四大愿景”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和奋斗目标。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把紫禁城考古做实做细，夯实公共考古的基础。因为博物馆跟考古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建设国际一流的博物馆，考古的发现、研究与成果共享是重要的支撑；同时，我们要在故宫博物院开放、交流、合作的学术大背景下，扎实有序地走出去，及时分享与传播中外合作考古成果，提升故宫考古的国际化表达能力，同时，助力我院发挥在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说到海外考古，比如我们赴阿联酋拉斯海马开展的考古合作，第一季发掘，我们完全按照对方一直以来习用的西方考古学理念与方法，当时他们对中国考古学的理念与方法并不是很了解。其实，中国现代考古走过百年历程，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方法有差异但双方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随着交流的深入，互相借鉴是中外合作考古的必由之路。在结束第一季考古发掘后，阿方对于中国考古工作者的科学规范细致的工作，特别是考古科技设备及手段的熟练运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誉。于是，彼此充分沟通，我们建立起互信互进的稳定联系。到第二季，基于阿方对我们的充分信任，中国考古学者开始运用中国田野考古方法独立承担一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将中国的考古理念与方法有效地介绍出去。我想对外交流中最基本的就是互信，互相信任才能推动进一步的交流。下一步，我们将以外销瓷为切入点，与伊朗德黑兰大学合作，进一步拓展波斯湾地区的考古工作。

记者：您在考古领域工作30多年，今昔对比，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徐海峰：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现在是考古最好的时代，考古学不再寂寞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田野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同时，考古也是一个冷门的行当，很少会受到外界关注。而当下的工作生活等物质条件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更令人欣慰的是整个社会文化素质的大幅提升。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考古见证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不管何时，对未知的好奇都是人类的本能。因此，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是考古人基本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