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版:民意周刊

心中时刻存“戒尺”

《 人民政协报 》 ( 2022年12月12日   第 07 版)

王树理

戒尺,除了佛教寺庙中根据教规设立之外,一般情况下,是旧时私塾先生惩戒学生的一种戒具。这种长不过七寸六分、宽不过一寸、厚不过六分的竹片,用在惩戒学生的时候,常常将手心打得红肿透明,疼痛钻心。

少年邹韬奋在父亲面前背“孟子见梁惠王”,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一想不起来就要挨一下打,半本书背下来,“右手掌被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陪在一旁的母亲还要哭着说“打得好”。鲁迅的启蒙老师寿镜吾老先生是一个博学而又极为严厉的人,在他的三味书屋里,有戒尺,还有罚跪的规则,但是都不常用。魏巍在上课时做小动作,蔡芸芝先生手里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他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蔡老师也笑了。

“打”,是为了教育,是为了让孩子知错、改错。孩子都有自尊,他们犯了错误,心里后悔、害怕,就怕别人知道。因此,使用戒尺也应把握分寸,掌控火候。郭沫若小时候读书,和同伴趁老师外出,到书塾隔壁的桃园里偷了桃子。园主告到老师那儿,老师没有用戒尺,而是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给他们出了道题——对对子:昨日钻狗洞偷桃,不知为谁?郭沫若一看,傻眼了,老师全知道了,认个错儿吧,灵机一动,对了个下联:他年进蟾宫折桂,必定是我!还要用戒尺吗?想必已是知错。

戒尺,是对规矩和方圆的界定,也是对违规违纪者的警示,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千百年来,戒尺就成了人们从少年时期就必须面对的一种惩戒。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戒尺是司法惩戒的民间雏形也未为不可。由此便想到社会学、政治学范畴的“戒尺”。比如,一团体、一政党、一组织,都要有自己的规矩。这规矩,就是“戒尺”。只不过,这样的戒尺,不一定是用来打手心的竹板,而更多的是政治理念的灌输和纪律法规的约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党规党纪,就是最好的“戒尺”。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52年来,体会最深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干部制定的一系列纪律法规,它不是有形的戒尺,但是比有形的戒尺更能启发人、教育人,他除了对人的警示和惩戒,更多的是对人的爱护与引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把“立党为公”作为建党的根本原则,并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作为党的基本纪律,并由此形成了妇孺皆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与此配套的各项规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就是对我们党员干部最大的爱护和关心,也是我们必须藏于心底的一把戒尺。面对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任务,我们心中不能没有一把戒尺——既要有“戒”,也要有“尺”。

我们不信仰宗教,却信仰“戒”。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舍小家而兴中华,摈一身而救黎庶,身尽瘁而鞠躬。我辈后来,须谨记应戒当戒,应防必防,勿使生命废堕,勿成一念之差,淌泪噬脐。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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