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理

戒尺，除了佛教寺庙中根据教规设立之外，一般情况下，是旧时私塾先生惩戒学生的一种戒具。这种长不过七寸六分、宽不过一寸、厚不过六分的竹片，用在惩戒学生的时候，常常将手心打得红肿透明，疼痛钻心。

少年邹韬奋在父亲面前背“孟子见梁惠王”，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一想不起来就要挨一下打，半本书背下来，“右手掌被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陪在一旁的母亲还要哭着说“打得好”。鲁迅的启蒙老师寿镜吾老先生是一个博学而又极为严厉的人，在他的三味书屋里，有戒尺，还有罚跪的规则，但是都不常用。魏巍在上课时做小动作，蔡芸芝先生手里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他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蔡老师也笑了。

“打”，是为了教育，是为了让孩子知错、改错。孩子都有自尊，他们犯了错误，心里后悔、害怕，就怕别人知道。因此，使用戒尺也应把握分寸，掌控火候。郭沫若小时候读书，和同伴趁老师外出，到书塾隔壁的桃园里偷了桃子。园主告到老师那儿，老师没有用戒尺，而是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给他们出了道题——对对子：昨日钻狗洞偷桃，不知为谁？郭沫若一看，傻眼了，老师全知道了，认个错儿吧，灵机一动，对了个下联：他年进蟾宫折桂，必定是我！还要用戒尺吗？想必已是知错。

戒尺，是对规矩和方圆的界定，也是对违规违纪者的警示，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千百年来，戒尺就成了人们从少年时期就必须面对的一种惩戒。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戒尺是司法惩戒的民间雏形也未为不可。由此便想到社会学、政治学范畴的“戒尺”。比如，一团体、一政党、一组织，都要有自己的规矩。这规矩，就是“戒尺”。只不过，这样的戒尺，不一定是用来打手心的竹板，而更多的是政治理念的灌输和纪律法规的约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党规党纪，就是最好的“戒尺”。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52年来，体会最深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干部制定的一系列纪律法规，它不是有形的戒尺，但是比有形的戒尺更能启发人、教育人，他除了对人的警示和惩戒，更多的是对人的爱护与引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把“立党为公”作为建党的根本原则，并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作为党的基本纪律，并由此形成了妇孺皆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与此配套的各项规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就是对我们党员干部最大的爱护和关心，也是我们必须藏于心底的一把戒尺。面对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任务，我们心中不能没有一把戒尺——既要有“戒”，也要有“尺”。

我们不信仰宗教，却信仰“戒”。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舍小家而兴中华，摈一身而救黎庶，身尽瘁而鞠躬。我辈后来，须谨记应戒当戒，应防必防，勿使生命废堕，勿成一念之差，淌泪噬脐。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