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司晋丽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复信沙特中文学习者代表时说，“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你们通过学习中文和参加‘汉语桥’交流项目，了解到丰富多彩、立体全面的中国，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世界各国的文明多姿多彩，要融入其中一窥究竟，语言是必不可少的介质。当前，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中，如何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又如何通过准确典雅的语言将异域世情民风介绍到国内，增进中国人民对其他国家的了解？这是新时代对外传播不能绕过的话题。

“我想要更了解中国”

电视剧《山海情》的播出，令剧中农技专家凌一农的原型、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国家菌草工程技术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的事迹深入人心。

“中国是个好地方，像林占熺这样的中国人总能让我见证奇迹。”说这话的，是美国人潘维廉。

1988年，潘维廉从美国来到中国学习汉语，一住就是30多年。现在，作为厦门大学教授，潘维廉俨然已经成为一名“中国通”。他亲历中国大地巨变，为执着追梦的中国人所感动，将这些见闻写入作品《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中国人中国梦：中国人的生活变迁与脱贫攻坚》等书中。

“世界了解了中国人民，就会更好地了解中国。”这些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如同潘维廉一样扎根中国、沉浸式了解中国的国际友人越来越多了，也带动中国故事的叙述主体不断多元化。

而就在十多年前，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还很有限。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杨朝明就曾遭遇过尴尬的一幕。当时，他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接待一群美国年轻人。当他望着孔子的雕像问道，“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所有人都摇头耸肩。

忆及这段往事，杨朝明表示，以前，除了少数汉学家之外，普通“老外”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皮毛”。

现在不同了。“国际上很多人不满足于了解表面的中国，还要了解思想的中国。中国的价值观和人文理念是中华文化中最基础、最厚重和最深沉的内核。在每次对外交流活动中，我都能明显感觉到大家想要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思想智慧的那种孜孜以求。”杨朝明说。

“在今年针对日本青年的问卷调查中，有63.64%的人表示参与‘熊猫杯’是因为‘想要更了解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王众一告诉记者。

2014年，人民中国杂志社与日本科学协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共同发起“熊猫杯”全日本青年感知中国作文大赛。大赛以“我与中国”为主题，面向16至35周岁的日本青年征集日语作文，并邀请获奖者来华交流访问。憨态可掬的熊猫LOGO在日本青年中刮起一阵旋风，迄今已举办第九年，累计收到作品4200多件。2019年6月，“熊猫杯”的一位获奖者还曾收到习近平主席的回信，这鼓励他投身到中日友好活动当中。

在近日举行的“熊猫杯”2022线上颁奖仪式上，日本青年们分享了自己从误读中国到“认识”中国的心路历程：“接触到真正的中国时，我的中国观变了。”“很多日本人误解了中国，日本错误的报道和传闻让他们形成了先入为主的观念。”

“通过参与‘熊猫杯’，日本青年增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与中国人交往的兴趣和意愿，意识到增进相互理解的重要性。”王众一说。

什么样的语言才易于被接受

不同国度的人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语言如同桥梁，促使原本不在同一文化体系之内的人们更顺畅地相互了解。在从事多年对外传播工作的王众一看来，跨文化传播讲究进入“化境”，即通过双方熟悉的语言沟通，由一种文化语境几乎无障碍地进入另一种文化语境。

曾经，活跃在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苦思冥想，怎样才能向中国老百姓说明基督教的理念？有一天，他恍然大悟，把“耶稣”两个字写为“爷苏”。大意是，如果你相信这种宗教的话，家里已经去世的祖宗就能重新活过来。这种贴近受众需求和受众思维的策略，可称为本土化传播策略的滥觞。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很注重并擅长运用本土化传播策略，赢得不同文化背景人士的理解。1954年，新中国外交代表团赴日内瓦联合国总部访问时，为国际友人播放了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祝英台》。大使馆工作人员把片名中的两个人名进行了音译，但外国人并不明白这个电影究竟讲的是什么故事。周恩来总理见状指示，不妨向外国朋友介绍，这就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一改，外国人就饶有兴趣地看了下去。

“语言一变通，人类的共同的感情一下子就打通了。”王众一说，在跨文化交流时，经常需要在语言的逻辑上进行转换，把自己的东西转换成容易让对方消化和理解的、接地气的语言，如果直接按字面意义去翻译，反而可能导致阅读或理解上的偏差。例如，“白衣执甲”这个词，从字面上来看，是穿着白衣又手里拿着防护设备的一个画面。如果直译，国外的受众往往不知所云。最后在翻译中处理为“以白衣为铠甲”。而“最美逆行者”的翻译则更难一些。“中文理解毫无问题，可直译成外文就好像在说，疫区的人都在往外跑的时候，医务人员知难而上逆行救援。但疫区里的人是不能随便出来的，在抗疫的语境下‘逆行’是虚指，翻译时必须补上这个逻辑上的漏洞。”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教授张博更关注对国际学生进行中文教学时的语言转换。长期以来，在与国内外中文教师和留学生的接触中，张博感受到，由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发展逻辑缺乏了解，有的外国学生在中文学习中经常听不懂。“这就需要师者以国际学生听得懂易接受的话语、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的素材、多元叙述主体和对话性语态引导他们对中国好故事有共享、有共鸣、有对话，从而主动发现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认识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同时，张博认为，我国的国际传播中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宣介性，不利于传播实效的提升。去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主题为“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我们今后探究和改进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

“在向普通民众说明中国方面，我们的对外传播还有待加强和改进。《人民中国》也经历过不断调整的过程，以前喜欢按照我们自己的逻辑讲道理，可读者并不接受，后来并不刻意讲道理，而是讲故事，这样效果反而好，在日本形成了固定的读者群。”王众一告诉记者。

多年前，《人民中国》曾开设了“十三亿人的生活革命”专栏，通过普通中国人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用深接地气的方式展现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和自信；近年，由王众一牵头策划的原创漫画作品《血与心——日籍解放军战士砂原惠的传奇人生》也取得良好社会效果。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日本老人砂原惠，他少年时代在东北经历日本战败，报名参加解放军，历经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后来他又报名参加志愿军走上朝鲜战场，再后来又为初创期的人民空军航校贡献了力量。回到日本后，砂原惠毕生从事中日友好活动。又如，《人民中国》与出版社合作将张文宏团队编写的疫情防护小册子翻译成日文版，在日本的亚马逊平台销售。这个小册子被在北京的日本人看到了，又联系外文局进行了加印。

“润物细无声的故事、雪中送炭的实用产品是最好的外宣品。”王众一由此得出结论。

从单向传播到国际交流合作

自2004年起，我国以中外合作的形式在海外开办孔子学院，提出对外汉语教学向全方位的汉语国际推广转变。当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正式设立。截至2019年，全球162个国家（地区）建立550所孔子学院和1172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较为单一的对外语言文化传播逐步发展成为促进平等包容、交流互鉴的国际语言文化交流与合作，我国在世界语言交流合作中的影响力快速提升。

张博表示，在中外语言文化交流中，要构建海外本土中文教师培养体系，一方面继续为现有中小学中文教师的进修深造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更加重视高端师资培养，使更多毕业生能进入世界名校，成为培养本土中文教师的“种子教师”，成为推动中文教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孔子学院是中国和世界对话的窗口。”杨朝明说，这些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走出去，传播范围更广了。由孔子研究院和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合作完成的《孔子这样说》在德语世界引起重视，《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等多个研究成果被翻译成英、日、德、韩等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发行，为海外认识真实的孔子提供了权威读本。

同时，针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亚国家开展国际传播中，非通用语种人才都面临后继乏人的局面，一些对外友好界全国政协委员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问题并进行建言，王众一就曾向全国政协提交“在双构建背景下进一步完善非通用语种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储备”的提案。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交流理念。杨朝明建议，要注重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对儒家经典中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进行提炼展示，以加深世界人民对天下为公、民为邦本、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理念的理解和认同，为解决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提供重要启示。

“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好在哪里，然后看到别人的好东西一起来分享，去寻找共同的文化价值。”王众一举了个例子，二十四节气源自中国，在日本也有很多讴歌二十四节气的短诗。“我们把这些短诗做成一个栏目，每两周推出一个节气，寻找一些日本人写的俳句，再把它翻译成中文，形成一个文化栏目。来自中日的原创跟帖非常多。这个栏目已经做了5年了，准备一直做下去。”

事实上，在越来越频繁的国际交流交往中，文化的互鉴和渗透已成常态。据统计，在目前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已收录了20多页类似“卡拉OK、CT、Wi-Fi”这类社会广泛使用的字母词，国内把一些外来词尽量改造成地道的汉语表达形态的原则正在有所改变。

“很多词语我们汉语中原来都有，但是觉得不时髦、不新鲜。20年前，我们不会将‘人气’这个词原封不动就拿来用，随着流行文化的渗透，中国人说‘人气’也很普遍了。还有‘违和’这个词，倒退5年，可能我们听着还比较‘违和’，现在‘违和’也已经进入到汉语了。”王众一说，这些语言的流动是通过中外之间的商务、旅游等人员交流以及互联网实现的，体现了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这是很有意思的过程。”

近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提出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行动”，其中“文明对话共同行动”和“青年成才共同行动”都是特别需要以语言为桥梁的国际交流合作。党和国家强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擘画，昭示出沟通不同文化的语言桥梁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