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付裕

日前，以“深化仰韶文化研究 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为主题的首届仰韶论坛在三门峡市举行。在此次论坛上，来自全国的20多位考古专家学者通过主会场结合线上直播方式，交流各地新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研究新认识。

聚焦考古新发现

仰韶村遗址位于河南省渑池县城北9公里的仰韶村，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仰韶文化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指出，仰韶文化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对其文明化进程进行深入研究是仰韶文化遗址发掘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探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程的关键。

目前，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正在进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世伟介绍，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于2020年8月启动，发现遗迹丰富，出土一大批文化遗物，包括仰韶文化早期、中期、晚期和龙山早期、晚期。在遗址南部发现一座仰韶文化大型房屋建筑，在中部发现四条大型人工壕沟，同时围绕仰韶村遗址进行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骨考古等多学科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认识。

与此同时，在河南灵宝北阳平遗址，考古工作仍在进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魏兴涛表示，灵宝铸鼎原联合考古队共取得发现仰韶文化房址7座、壕沟2条等较重要收获。

据了解，该遗址已发掘的仰韶中期房址跨遗址北部和中南部，分深穴和半地穴式两种。发现一座大型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房址，是该遗址现已发现的最大房址。在遗址偏南部勘探发现3条东西向壕沟，很可能仰韶中期聚落南部有二重或三重环壕，初步显示北阳平较之西坡聚落具有更强的防御能力。

在河南南阳黄山遗址仰韶文化考古过程中，共出土数以千计的仰韶、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共考古与对外交流室主任、研究员马俊才介绍，在发掘过程中，仰韶中晚期，地面圆形粮仓群密集出现，在同一层面，面积50平方米的粮仓就有5座。码头清理约1/3，在岸上发现丰富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建筑遗迹。

在河南宜阳苏羊遗址，通过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了人工环壕、生活区、墓葬区、人工湖沼等重要遗迹现象，基本弄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聚落功能区划分情况。据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赵晓军介绍，目前共计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发现仰韶和龙山两个时期遗存，其中以仰韶时期为主。从出土遗物看，苏羊遗址存续时间从仰韶早期一直到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序列从早到晚发展连续稳定，文化谱系一脉相承，且含有大溪、屈家岭、红山、大汶口等诸多文化因素，为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材料。

中国考古学进入“黄金时代”

仰韶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广阔，东至豫东平原，西至青海、甘肃，南达汉水流域，北至内蒙古草原。深入研究仰韶时代文化面貌、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以及仰韶时代各个区域之间的相互关联，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研究员介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仰韶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过程当中具有独特位置。仰韶遗址发掘已经走过百年，正在迈向考古学新的百年征程，中国考古学进入到“黄金时代”。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馆员邵晶介绍，在陕西泾阳蒋刘遗址，有一处仰韶晚期环壕和墓地，环壕残留约半，壕内面积约20万平方米，西南部发现缺口，应为门址；成人墓地位于环壕西段外，随葬品以笄形骨器为主。可以说，墓葬中数量丰富的笄形骨器是仰韶考古的首次发现，出土位置明确、埋藏背景清晰，其功能或与早期纺织手工业有关。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段天璟介绍，在山西运城发现的师村遗址，是仰韶早期聚落遗存，填补了运城盆地考古学文化发现的空白。为研究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早期遗存的演化及其与周边文化区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陕晋豫地区以及黄河流域仰韶早期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材料；为进一步探索手工业生产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据了解，山西近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山西仰韶文化在建筑、桑蚕、彩陶艺术等方面取得的灿烂成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王晓毅介绍，从仰韶文化独具特色花瓣纹彩陶和遍及山西南北五边形房址角度，诠释了山西在联系北方与中原之间的桥梁作用。同时，在夏县师村揭露了一处仰韶早期围垣聚落，翼城北撖发现了一组仰韶中期大型聚落环壕，离石德岗呈现了晋西高原山地聚落的基本形态。

在甘肃庆阳南佐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9座夯土台基及环壕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数千平方米的中轴对称、布局严整的宫城，5000年前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夯土墙宫殿式建筑。还发现大量制作水平很高的白陶、黑陶等器物和大量的炭化水稻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表示，南佐都邑性中心聚落的发现，对于客观认识黄河上中游、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