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黎

革命者，不仅有崇高的信仰，更有高尚的爱情。

革命年代的爱情，不是彼此执手凝望，而是并肩守护同一个梦想和远方。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不懈奋斗中，他们诠释出了爱情最美的模样：天各一方，却始终风雨同舟、忠贞不渝；带着爱人的殷殷嘱托，英勇赴义，甚至没有留下真实的姓名；为革命和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吐露真情，上演刑场上的婚礼。

1927年4月，李大钊从被捕到被绞杀，一共经历22天，这期间，李大钊三易其稿，在《狱中自述》中讲述自己的革命历程，两次深情回忆妻子赵纫兰支持自己革命的事迹。

“在永平读书二载。其时祖父年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李大钊和夫人赵纫兰是包办婚姻。1884年，在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的一户富裕人家，赵家三女出生，取名“纫兰”。

纫兰幼时，父亲为她订下一门亲事，对方是小她五岁的李大钊。李大钊的父亲英年早逝，母亲也在他懵懂无知的年龄撒手人寰。李家上下只有祖孙三人，家中急需有人掌舵。于是，在1899年，16岁的赵纫兰嫁入李家，10岁的李大钊喊纫兰为“姐”，而纫兰则呼他的乳名“憨坨”。

在求学过程中，李大钊接触到了前所未见的先进思想。赵纫兰没有接受过教育，并不理解丈夫口中的“家国存亡”和那些复杂的“主义”，但她知道丈夫是在做一番大事业，自己要做好坚实稳定的“大后方”。

李大钊牺牲当天，妻儿被释放回家。第二天清晨，从报上得知李大钊被绞杀的消息时，赵纫兰顿时昏过去。因平时仗义疏财，李大钊去世后家中仅有1块大洋。幸有梁漱溟、蒋梦麟等友人相助，集资购置棺木，才将李大钊的遗体装殓入棺，停厝于妙光阁浙寺，这一放就是6年。

1933年4月，被北洋军阀赶回老家的赵纫兰带着儿女从河北乐亭返回北京。蒋梦麟、沈尹默等昔日北大同事纷纷伸出援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一个多月之后，了却心愿的赵纫兰在悲痛、操劳和思念中随丈夫而去，两人长眠在北京西山脚下。

1936年6月，赵纫兰被中共河北省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83年，李大钊烈士陵园在万安公墓中修建，赵纫兰墓碑上的镌字由原来的“李夫人墓”改刻成“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

“赵纫兰同志”，无疑是对这位杰出女性最确切的称呼与评价。

在这段革命年代最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里，有福祸相依的相知，有荣辱与共的相守，还有彼此珍惜的相望。而李大钊高举的旗帜，更是为他与赵纫兰的爱情增添了一抹革命的底色。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