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绍庆

抗日烽火中诞生的经典力作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祥地。上海沦陷后，虽然全市各业工厂绝大部分已被日军占领，但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的地位却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其重要性反而更为凸显。1937年11月，党中央派刘晓、刘长胜到上海，重建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刘宁一等人为委员。不久，又成立江苏省工人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上海地区工人运动的领导，动员和组织广大工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积极开展抗敌斗争。

1938年10月，刘长胜召开工委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指示以及党中央对上海工作的关心，要求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上海主要产业经济情况及职工思想状况，以进一步团结教育职工群众，在敌后开展抗日活动、发展壮大党的力量。会上决定，由刘宁一、马纯古和张祺分头布置，以党员为主，着手编写棉纺、丝织、卷烟、电力、市政、交通、邮政、印刷、机器以及店职员等主要产业的基本状况。

为完成党组织交办的重大任务，编写组明确以上海劳动者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围绕其在各产业中的历史、人数、待遇、文化、生活习惯、过去和现在等一切活动，制定编写大纲，分头搜集材料，从事写作。为全面掌握资料，参加编写的同志除查阅有关报刊资料外，还多次召开工人座谈会搜集材料，每一事实均经多方面调查，反复相互印证，确定可靠后再采用。

1939年3月底，各章主要编写工作基本完成。全书共分24章，除第一章为绪论、第24章为上海各业职员外，其余22章分别对棉纺织业、丝织业、缫丝业、针织业、电力工业等主要产业进行系统介绍，对职工工资、工时、劳动规则、衣食住行、生活情况等均详细记载，着重总结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经验，反映职工群众高昂的抗日热情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希望。该书提出：“劳工运动不能与中国政治运动分离，而是隶属于政治运动，为政治运动中的一个主要环节。由劳工运动的开始一直到现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始终成为主要的任务。而其斗争目标，尤其是朝着日本帝国主义。”

1939年7月，该书由远东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全书近50万字，初版印刷1000册。为迷惑敌人，该书注明在香港印制，三位主要编者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均署假名。该书出版后，除50册送往党中央外，其余的在上海南京路、福州路一带书店公开销售，很快就售罄。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的出版，并没有使编写组的同志感到满足，反而认为此书“对于上海劳动者的生活与活动，仍不过是作了一个大概的叙述，对于各业工人斗争情形，仅仅就记忆所及，举出其主要者”，仍然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鉴于此，刘长胜接着又布置编写续编，到1940年已基本完成调查和编写工作，由刘宁一、张承宗负责编审。续编无论在内容上和数量上都更丰富、更生动，但由于环境日益恶化，续编已不可能出版。时间一长，续编原稿辗转多地，最终散失。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是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对上海工业、经济特别是工人运动的一次较为系统的综合性调查，为中国共产党深入上海产业、发展壮大基层组织、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提供了重要参考，成为党的地下组织和工人运动工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史无前例的编写团队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的编写团队是史无前例的，这也是该书能够在半年内高质量完成初稿、不到一年即正式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该书的编写团队，刘宁一和张祺都曾有过比较详细的回忆。刘宁一说：“该书序言和纱厂由马纯古编写（其中日商纱厂部分由何穆编写）；烟业由李玲香（即李淑英）编写；法电、英电和华电由张祺编写（其中法电57天大罢工由徐阿梅编写）；绸厂由何穆编写（其中美亚绸厂大罢工由张祺编写）；邮政事业由周雄、张允彬和韩昌明参加编写，其中大革命一段是刘宁一写的；黄包车业（部分）由郭剑平编写。”张祺也回忆：“该书棉纺织业（部分）由马纯古和何振声编写；法商水电业（部分）由张祺和徐阿梅编写；英商公共电车业和华商电气业（部分）由张祺编写；卷烟业（部分）由李淑英编写；丝织业（部分）由张祺和何振声编写；邮政事业（部分）由刘宁一、周雄、张允彬和韩昌明编写；黄包车业（部分）由郭剑平编写；上海各业职员（部分）由职委的顾准编写。”

刘宁一和张祺的回忆，所述基本一致。可以看出，参加编写的人员主要有三部分：第一是党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长期领导工人运动，有着丰富的白区斗争经验，并逐渐掌握科学的革命理论、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第二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工会工作者，他们多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决策部署，具有极强的组织执行力；第三是各业积极分子、一线工人，他们直接参加斗争，与职工群众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掌握第一手资料，工作效率高。这样一支编写团队，有效整合各方工作力量，充分发挥协同作战、优势互补的作用，促进了编写工作顺利开展。

在编写工作中，刘长胜起到主要领导作用，他最早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直接部署编写工作。初稿完成后，刘长胜又将统稿任务交给顾准，指导他进行修改。顾准是我国当代著名思想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对上海产业经济、职工运动比较熟悉，除负责通稿外，他还负责编写了最后一章。

参加编写的同志怀着对党无限忠诚、对职工群众无比深情、对编写工作极度认真的态度，高质量完成了《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编写工作。正如张祺所说，《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是“江苏省委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工作方法，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

关于罢工运动最好的回忆录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出版后，立即得到社会广泛关注，众多报刊纷纷登载书评进行推介。作为重要编者之一，顾准在《职业生活》上撰文说：“这本书里面并没有非常趣味化的描写，因为它并不是文艺通讯。相反，里面倒有许多干燥的管理系统，与一些数目字。因此也许有人会感到枯燥。这本书也并没有高深的理论，这里叙述部分超过了理论部分很多，因此也许有人觉得它价值并不大。但就我的意见来说，我以为他提供给我们以很多的实际材料，这些实际材料告诉我们中国产业经济的内部结构，告诉我们职工运动的过去与现在的状况……这书不仅应该懂，并且应该很严肃地去谈的。”

上海立信月报社《书迅》杂志评论称：“我希望每一个青年都有机会看到这本书。在这里可以批判地接受前辈的斗争经验和教训；可以学取许多斗争的技巧和方式；同时更使我们坚信，在整个民族没有出路以前，职工获得单独解放，将成为完全不可能的梦想。”商务印书馆《半月瞭望》评论称：“这本书并没有高超的理论，所以很容易看懂，不过因为是叙述的，所以绝没有像小说那样有趣，我们读了之后，对于上海产业的大约情形可以了解了。并且它明白地指示了我们要争取个人利益，必须在集体的努力才可以得到胜利。”

上海地下党组织创办的《译报周刊》评论称：“《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虽没有逐业叙述，但就仅有的那几章来说，它是关于罢工运动最好的回忆录。”1940年2月，《新华日报》介绍该书时说：“在朴实的笔调下表现出来的水平线以下的惨苦的劳工生活，及二十余年来上海工运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它虽不是美丽的文艺作品，虽没有深奥的理论，但是读的时候你觉得每字每句都是劳动的血肉所砌成。”评论强调：“我们如果需要清算过去的经验教训，了解目前的状况，以及找出正确的工人运动的大道的话，那么这本书是不可不读的。”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向职工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极好教材，也是国际社会了解上海工人运动的重要资料。该书出版不久，便引起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注意，在其主办的《国际劳工消息》转载了该书关于上海布厂女工劳动情形、法商电车工人工资调查、缫丝工人工作时间等内容。该书出版不久，就成为日伪查抄销毁的目标之一。日本情报机构在租界书店内大量收购该书，往往一次就买几十本，分发有关部门研究。最后，日军得出结论，该书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编写的，其中哪一章写得最详细，就说明哪一个产业或单位的地下党力量最强，以此研究对策，来对付工人的抗日活动。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既对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工人运动具有实际指导意义，时至今日仍是研究上海工运史、经济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为保存这份珍贵史料，满足工运史和近代史研究需要，该书曾多次再版发行。

（作者单位：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

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编辑出版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上海主要产业和职工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是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特别是上海工运史不可不读的一本重要文献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