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新蓉 闫予沨

三年的疫情肆虐，有了来之不易春节团聚，而面对久别故乡的亲友，很多年轻人却是七分欢喜三分愁，聊天儿不一会儿，便会要面对工作还是感情归宿带来的尴尬和隐私。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吐槽：疫情什么都可以改变，就是改变不了家乡亲友对很多他人私密问题的关心和好奇。

笔者也有一个想象，当年轻人回城后，家乡好奇的亲友也一定在感叹：“几年不回来了，怎么更闷了。”“孩子们进了城跟我们就不亲了”……

距离由此拉开，无论是亲情、故乡情还是旧友情分。这是一个有趣也令人遗憾的社会学现象。其实很多年前，茅盾笔下的《子夜》描绘的“高老头”进大城市的惊恐和不安，就拉开了现代化进程中代际、城乡、贫富的种种差距。

或许，我们可以对变化着的时代和身处其中的我们自己多一些理解和观察。

走在时代前列的年轻人，本身是更有精力和好奇来探索我们的父辈和家乡的。然而，在作者看来年轻人害怕回家、厌倦走亲戚，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城市生活的艰辛和可能的种种不如意。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城市的扩张，更多青年人进入并内卷于城市的各个行业，在陌生的环境里求生存，反而未必有家乡的同龄人“混得好”，比如他们或许没有传统意义上稳定、体面的工作，没有早早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甚至没有更多闲暇来陪伴父母或者发展业余爱好。这种落差，使得这些年轻人在亲戚口中成为“令人遗憾的异类”，也让他们不愿意面对亲戚的询问和关心。而城市生活的好处，比如相对多元包容、文化氛围浓厚、机会多、薪资高等，在亲戚眼中或许已经无法构成优势，双方难以沟通。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只要肯读书、上大学、能进城、努力工作，就意味着有更好的前途。而2000年以后互联网行业大爆发，更是为一批当时的青年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财富。如今，发展进入新的时期，那种高速增长、高速吸纳人才的行业进入了平稳发展甚至谨慎收缩的阶段。那些依旧满怀希望把孩子送到大城市的家长必须要接受一个现实：孩子的发展道路可能会比自己想象的、听说的要坎坷，成功与失败由更多因素决定。内卷成为年轻人的核心话题，但未必进入家乡中老年人、亲戚的视野。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分析年轻人的“孤僻”和“不合群”可能会多一分理解少一分指责。“孤单”在亲戚和家人眼中，是城市的弊病，是值得担忧的事情。但许多年轻人可能恰恰是为了这份“孤单”选择在远离家乡的大都市生活。这种孤单带来的好处有：不需要进入家乡同龄人的比较圈，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和性格选择朋友，可以进行自己喜欢的娱乐休闲活动，包括年轻人对自由、平等的渴望。在陌生的大城市，年轻人能够感知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冷暖自知。但是回到家乡，却受不了乡里乡亲具体的攀比，甚至也不愿意让父母因此在家乡蒙羞。年轻人的缄默和回避可能是支撑他们自我尊严的合理选择。

当下，家长的“催婚”对年轻人是真实的困扰。如今城市普遍晚婚，和家乡的普遍早婚形成了一道鸿沟。在城市，40岁以下的未婚人都还以青年自居，但家乡早婚生子的30多岁人，早已是家庭的中流砥柱。一个朋友说过：自己的表兄弟姐妹都开始帮忙打理家中婚丧嫁娶破土动工的大事了，而自己单身，还不懂这些事，也不想懂。每次回家甚至还会收到压岁钱，还要和孩子一桌。想来年轻人回家乡，也不再是可以慰藉游子或让年轻人放松的理想之地了。

传统熟人社会走亲戚中，为什么这么让年轻人紧张，一方面，攀比和说教确实存在。另一方面，在高竞争的职场，年轻人每天考核、业绩、奖励等压力中，好不容易希望在假期暂时摆脱职场的“评比”，但回家又遭遇了另一轮的“评比”，的确会心生恐惧。所以，我们需要对今天的年轻人多一些理解和体恤。

（作者郑新蓉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闫予沨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