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做些什么？
翻看鲁迅日记，他的过年轨迹清晰可见。
鲁迅过年喜欢逛小市、逛古董店和书店。1913年除夕，鲁迅与同事齐寿山一起去逛古董摊。春节期间，他4次逛书店，前后共买书66本；1925年除夕这天，鲁迅“往琉璃厂买石印《王荆公百家唐诗选》一部6本”；1931年春节，鲁迅到内山书店买书8本；1933年春节，又在内山书店买书8本；1934年春节，买《日本廿六圣人殉教记》和《东方学报》各一本。
鲁迅常在春节期间写文章、编集子。1925年大年夜，他编成了《华盖集》，并写下约1200字的《题记》；1926年除夕之夜，他写了《厦门通信（三）》；1933年过年期间，他编成《南腔北调集》，写了1000余字的《题记》，还给收入集中的《祝〈涛声〉》等两篇文章分别写了“附记”和“补记”；1934年除夕之夜，鲁迅翻译了西班牙作家巴罗哈的《少年别》，并写了译后附记。初二那天，鲁迅又写了《过年》；1935年除夕之夜，他编完《且介亭杂文》之后，又编了《且介亭杂文二集》。
1933年春节，鲁迅为庆贺“旧历除夕”，由许广平“治少许肴”，特邀老朋友冯雪峰一家人同吃年夜饭。饭后，鲁迅兴致甚高，“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鲁迅原本很讨厌爆竹，更不燃放。这次却带着5岁的海婴，爬上四楼楼顶，一连放了十多种烟花爆竹，在他多灾多难的生涯中，实属罕见。
1928年除夕，鲁迅携妻子许广平，以及三弟周建人去明星戏院观看电影《疯人院》；1929年大年初一，与许广平一起看电影，算是对除夕没有陪妻子的补偿。
1936年除夕，鲁迅重病在身。大年初六晚，他邀请黄源到陶陶居吃饭，“并邀胡风、周文二君，广平亦携海婴去”。这是鲁迅最后的春节聚餐。（王剑）
过年不忘读书
鲁迅常常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用于读书，因而要比普通人自律得多。就连春节万家灯火饮酒煮茶的日子里，鲁迅也照旧写文章逛书店，全然不会因为过年而放缓自己的脚步，用他自己的话说，虽是春节却殊无换岁之感。
鲁迅是个急性子，这在读书一事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932年，定居上海的鲁迅在炮火下度过了一个心绪难平的春节。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30日，鲁迅与家人避居内山书店，夜里，鲁迅在内山书店里读完了张恨水的连载小说；除夕的前一天，鲁迅作为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手，联合茅盾、叶圣陶等在沪作家共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暴行，呼吁世界各国援助中国人民。
读书之余，鲁迅笔耕不辍。1933年1月26日大年初一，鲁迅以写字、作诗寄兴抒情，为好友许寿裳题写了一幅书法，又创作悼念“左联”五烈士的旧作《无题》，以及《赠画师》《二十二年元旦》等作品。1934年2月15日大年初二，鲁迅还专门创作了一篇杂文《过年》，并在2月17日发表于《申报·自由谈》。《过年》全文不足600字，语言犀利、言简意赅，表达了鲁迅对传统年俗的思想观点和个人感慨，同时抨击了国民党当局提倡“新生活运动”的荒谬和不近人情。
鲁迅自知岁不我与、时不我待的深刻道理，所以春节里把读书作为提升内在修为的人生信条。他很少走亲访友，也极少应付人情，他始终觉得，过年读书就像春意生发、万物萌动，把读书融入春天，终归是极好的事。（刘中才）
炮火中的除夕夜
1931年和1932年的旧历除夕，鲁迅都是在逃难生活中度过的。那时，上海的千家万户都在燃放爆竹迎接新岁，而鲁迅却是有家归不得。
1931年1月，因为柔石等被捕，鲁迅同许广平携海婴避居花园庄。除夕之夜只能托亲戚“制肴三种，于晚食之”。
1932年因为“一·二八”淞沪会战的关系，鲁迅全家于1月30日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2月6日是除夕，鲁迅与周建人全家恰好在这天下午又“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如此环境，还谈什么过年。
两次在逃难中过年，鲁迅恰好感受到国内有国贼迫害，外有敌国的侵略。他所承受的苦难以及对于内外敌人的仇恨都是有切肤之痛的。
1932年6月5日，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今年春，适在火线下目睹大戮，尤险，然竟得免，颇欲有所记叙，然而真所谓无从说起也。”这“无从说起”四个字反映了他极其沉痛和复杂的心情。6月18日的信中又说：“一二八的事，可写的也有些，但所见的还嫌太少，所以写不写，还不一定，最可恨的是所闻的多不可靠，据我所调查，大半是说谎，连寻人广告，也有自己去登，借以扬名的。”
鲁迅说的战争起初他“适在火线下”，是指他当时所居的北川公寓是日本租界，日军的炮阵地就设在附近的虹口公园和虹江路一带。不仅炮声不断，子弹还射进鲁迅住屋书桌旁边。鲁迅还同家人站在楼房的晒台上目睹战火硝烟：“我在楼上，远远地眼看着这印刷所和我的锌版都烧成了灰烬……”“打起来的时候，我是正在所谓火线里面，亲遇见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有人知道……”这些都是鲁迅在火线中的亲历亲闻。
鲁迅于1932年1月29日在《日记》里记载：“遇战事，终日在战炮声中。”31日晚11时，敌人再度向我闸北防地发动猛攻。鲁迅虽然迁出“交叉火线”，但仍在战区，他又终日处在枪炮声中了。2月4日敌人援军又到，便向我发动总攻，战区更扩大了。2月6日除夕夜，鲁迅全家只得“一无所携”地迁入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来。
鲁迅在2月22日致许寿裳信中是这样记述他逃难生活的：“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淞沪会战后，朋友们都很关心鲁迅的安全，报纸上又谣传鲁迅下落不明，因此各方朋友均来函相询，甚至有人登报找寻。
激烈的战争延至3月1日，战火稍停后，鲁迅于3月15日又写信给远在北平的许寿裳说：“昨去一视旧寓，除震破五六块玻璃及有一二弹孔外，殊无所损失，但一过四川路桥，诸店无一开张者，入北四川路，则市里家屋，或为火焚，或为炮毁，颇荒漠，行人亦复寥寥……”这是战火带来的凄惨景象。
鲁迅于1932年1月30日离寓，从31日到2月5日的日记失记，而且从2月6日到3月19日全家归来的日记还是事后补的，这年春节期间的日记倒真成了火线下的日记了。
1932年3月20日夜，即鲁迅迁回旧寓的第二天，他便驰书北平，向挂怀儿孙的老母报告平安：“现男等已于19日回寓，见寓中窗户，亦被炸弹碎穿破四处，震碎之玻璃，有十一块之多。当时虽有友人代为照管，但究不能日夜驻守，故衣服什物，已有被窃去者……惟男除不见了一柄洋伞之外，其余一无所失，可见书籍及破衣服，偷儿皆看不上眼也。”同日夜，他又致书李秉中，以申胸中的感慨：“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我又往往适在险境，致令小友远念，感愧实不可言，但实无恙，惟卧地逾月，略感无聊耳。百姓将无死所，自在意中……此地已不闻枪炮声，故于昨遂重回旧寓……书籍纸墨皆如故，亦可见文章之不值钱矣。”
到了1933年的1月25日，又是农历除夕了，鲁迅情绪至高：“旧历除夕也，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盖如此度岁，不能者已二年矣。”鲁迅如此，仅仅是为了逗引幼子的高兴吗？鞭炮声让他联想起战争的烟云，刚刚过去的淞沪会战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这一年，淞沪会战的战火暂时停下来了，纸醉金迷的上海到处又开始歌舞升平。附近人家的打牌声，惊扰得鲁迅不能安宁。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束手无策的蒋介石，此时正派遣飞机轰炸我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那里仍然有炮声，人民正在遭难。“中华连年战争，闻枪炮多矣。”
第二天1月26日，即农历正月初一，鲁迅又展开洁白的宣纸，感慨殊深地写诗二首，那矛头都是针对卖国投降的蒋介石的。其中《二十二年元旦》更直接讽刺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正在庐山上投降屠杀人民：
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
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
是啊，鲁迅哪有闲情欢度春节？抗日人民的呼声仍响在耳边，而蒋介石正同敌人言和，把枪口掉转过去屠掠我红军根据地，鲁迅的心是不能平静的。在逃难生活中，他利用到饭馆和茶社去小坐的机会，同歌女侍者们闲谈，从中了解人民在战火中流离的生活。事后，他以歌女在战火中的遭遇为题材写了《所闻》和《无题》两首旧体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的苦难。
（刘忠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