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柏春

和大家分享一则有关颠覆性创新与“换道超车”的历史案例，即20世纪30年代德国率先研制导弹的故事。

“一战”结束后，德国在1919年6月与战胜国签订《凡尔赛和约》。该和约对德国发展军事力量进行了严格限制，禁止其发展坦克、飞机和潜艇等武器。然而，《和约》并没有产生持续的约束力，德国人努力摆脱协约国的监视，一方面发展已被严禁生产的重型武器，另一方面试图研制禁止清单中没有的新式武器。

1932年，德国陆军方面注意到柏林的一个民间火箭兴趣小组的活动，他们在表演技术上并不成熟的小型火箭Mirak-1。经过交流，军方代表与这个小组的成员商量合作，提供满足他们兴趣的机会和条件，研制射程超过火炮的火箭。军方决定重用尚在大学学习的冯·布劳恩，显示出其用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冯·布劳恩带领火箭研制组从科学原理入手，以火箭型号为目标，设计和试制多种火箭。他们做了大量原创研究，解决了重大问题，从而实现颠覆性创新，探索出一条发展新式武器的路径。A-4火箭在1942年10月3日试射成功，1944年更名为V-2。这种单级火箭全长14.03米，以液氧和酒精为推进剂，发动机最大地面推力26吨，最大射程达到250千米～300千米。二战期间，纳粹军队发射3225枚V-2袭击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家。

V-2在实战中显现出一些技术缺点，也不可能帮助纳粹扭转战局，但是，其巨大潜力迅速引起了有关国家的高度关注。在1945年德国战败之际，美国和苏联攻入德国及其占领区，特别注意争夺火箭专家、火箭、技术资料及相关设备。

二战之后，各国都珍视已有的火箭技术成果，并且共同开创了火箭和航天科技创新发展的新局面。美国、苏联重用了德国火箭专家，并且以V-2导弹为基础，着力研制各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等，在世界军事和航天竞争中抢占先机。中国以仿制苏联P-2火箭（V-2的改进型）为起点，自主研发导弹和运载火箭，闯出了独立发展导弹和航天事业的成功道路，为提升国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历史案例中不难看出，在新时代的起跑线上，我国要高度重视并尽快强化布局，打造引领发展的全新格局，而颠覆性科技创新，是我国从“弯道超车”“变道超车”提升为“开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只有突破现有框架，开辟新赛道，制定新标准，自主创新把握科技与产业拐点，才能成为塑造世界新格局的领跑者。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