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贤明
受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2022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2%，短期消费释放面临严峻挑战，消费预期转弱。与此同时，我国中长期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并未改变，消费仍有大文章可做，关键是以结构性改革这支笔作好“中国消费”这篇文章。
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规模占全球比重仅为12.27%，同年我国人口占全球比重为18.17%，消费占比低于人口占比近6个百分点。这个缺口在过去25年呈现明显收窄的态势。如果我国消费占比能达到人口占比的水平，将带来可观的新增消费市场。服务型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不变。比如，体验类娱乐消费等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登山露营和露营野炊相关产品与服务市场不断扩大，带来重要的新增市场。
首先，把加快推动消费结构转型作为稳消费的重点。
稳增长重在稳消费，稳消费重在稳消费预期。相对投资来说，消费是一个发挥作用较慢的变量。需要在政策调整的同时，加快推出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举措。否则，消费复苏的态势可能会相当脆弱。为此，能否采取有效举措，尽快把居民消费信心提升到100以上，对短期稳增长，中长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具有决定性影响。
标志性指标是服务型消费占比的提升。要推动居民服务消费水平稳步提升。到203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水平争取超过1.8万元，服务型消费占比争取达到55%左右。到2035年，服务型消费占比达到60%～65%。
着力扩大服务型消费效应。一是改善投资预期，市场主体经营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短期因素造成，但要防止短期因素长期化，并且对市场主体预期带来负面冲击。二是助力制造业转型，提高供给需求相匹配度。推动企业从以生产型向“制造+服务”转型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所形成巨大的服务型消费市场，将形成服务型制造的重要推动力，促进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三是推动科技变革。大力发展服务型科技，推动科技在消费领域广泛应用，促进“中国智造”形成产业链。
其次，以结构性改革实现消费结构转型的重大突破。
尽快改善和提振消费预期。一是出台稳消费预期的一揽子举措。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关键是保持宏观政策平稳，避免影响消费，减少资本市场波动对中等收入群体消费预期的冲击，同时全面清理不利于消费潜力释放的政策。二是稳定市场主体的发展预期。加大稳市场主体的结构性政策力度。对服务业中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个体户，要加大专项税费减免政策，必要时采取负税收政策；高度关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效果，进一步提升财税政策惠及小微企业的广泛性和有效性。切实推动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政策调整；加大财税货币政策的调整力度。对失业者和毕业未就业大学生提供过渡性工作岗位；对企业开展“旺工淡学”“淡学”的予以专项财政补贴和支持等。
释放服务型消费的巨大潜力。比如，一是在教育领域，加大公共教育服务供给。在做好“减法”的同时，为了与家庭教育需求相匹配，进一步做好“加法”也是不可或缺的。二是在健康领域，着力释放居民健康需求潜力。加快医疗健康服务市场开放，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推动以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为先导、以数字经济为支持、涵盖医疗卫生、营养保健、健身休闲等健康服务功能的健康产业大发展，加大健康服务供给。三是在绿色领域，加大新型消费供给。重点是抓住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良好态势，提速绿色出行，全面普及新能源汽车。
加快拓展和创新消费新场景。一是加快发展线上消费。鼓励更多的线下消费线上化。鼓励发展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时尚消费等；鼓励“互联网+流通”发展。全面推动吃住行及旅游、娱乐等生活性服务业在线化，促进线上交易和线下服务结合，提供个性化、便利化服务。二是鼓励传统消费发展新业态。支持传统消费创新更多新业态。例如，充分利用智能感知设备，大力发展小众旅游、定制旅游等，使旅游这个传统消费业态派生出更多的新业态。三是着力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清除阻碍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的种种壁垒，显著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对过去受到限制的一些中高端消费，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购买资格方面进行突破。提高城市离境退税商店覆盖率，丰富退税商品品类，创建离境退税示范街区，探索多种退税渠道。
有效释放公共消费潜力。一方面，加大公共消费支出力度。比如，实现财政教育支出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争取到2025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提升至4.5%～5%。一方面，优化公共服务券设计。针对不同的商品和服务，设置不同的补贴水平；加大向教育、养老、医疗和育幼等重点民生领域倾斜，发挥公共消费的乘数效应。
稳定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是稳住就业基本盘，提升就业质量。这就需要以稳企业为重点稳就业，重点稳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同时完善灵活就业制度保障，提升就业质量。二是推动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关键在于通过稳就业提升工资性收入，确保工资性收入提升速度不低于企业利润增长速度。三是推动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制度性改革。既要提升产权保护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稳定中等收入群体。而且需要加快优化收入分配基础性制度，形成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此文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改革年度研究报告《结构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门槛》部分主要观点，作者系执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