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15年左右，我国产业结构、科技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能源结构、贸易结构等仍有较大的转型升级空间，经济结构转型仍蕴藏着较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动能。与此同时，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着“不进则退”的挑战，国际地缘政治、全球经济格局变化深刻改变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外部环境；内部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掣肘着经济结构转型进程。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是通过结构转型把14亿人潜在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活力充分释放出来。

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新发展阶段。比如：从人均GDP看，202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5698元人民币，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2741美元；从经济结构看，2022年，我国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7.30%、39.92%和52.78%；从工业内部结构看，2022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7.7%；从城镇化进程看，202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22%；从工业化综合指数的量化角度看，2020年我国工业化综合指数达到了93。

我国的工业化是大规模人口的工业化、快速的工业化、不平衡的工业化。中央提出新型工业化，强调工业化、信息化、绿色化协同发展，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绕不过去的“槛”。这就需要针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工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制造业大而不强等挑战，下大力气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重点是推动产业结构、科技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能源结构、贸易结构等转型升级，以赢得发展主动。

总的看，一方面，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还有巨大空间，结构性政策能发挥比总量性政策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国仍面临着多方面的结构性失衡，由此形成结构性风险和矛盾。这既有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结构性失衡，也有政策不协调与新旧体制性摩擦带来的结构性失衡。发展进程中不断解决旧的结构性失衡，同时又不断产生新的结构性失衡。这是一个中长期的动态过程，并成为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突出特点。

结构转型需要结构性改革的突破。从实践看，结构转型需要稳定并增强发展预期、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些都直接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的突破。从结构转型的具体任务来看，实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以自主创新为导向的科技结构转型与绿色低碳的能源结构转型，这些不仅需要更加灵活的投资与开放政策，更需要深化科技、投资体制改革。

当前，以结构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重大任务。比如，适应结构转型的大趋势，要深化以技术、数据、土地为重点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适应产业结构转型的趋势，要以服务领域为重点，着力打破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适应科技结构升级趋势，深化科教体制改革；适应服务业市场开放趋势，完善市场监管体制等。

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着力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扩大内需为导向推进高水平开放。以主动开放释放14亿人大市场潜力，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构建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贸易发展直接融合的背景下，加快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推进垄断行业向社会资本开放，推进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强化服务贸易自由便利的制度安排。加快制定并实行全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减少和降低“边境后”壁垒；提升服务监管的国际化水平；以海南自由贸易港等为依托，着力打造服务贸易开放新高地，为我国加入CPTPP提供压力测试。

其次，要以制度型开放推进制度性变革。关键是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核心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例如，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充分发挥企业家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市场监管的有效性等。

此外，要赢得国际合作竞争与全球治理的主动。这就需要加快RCEP条款落地实施，发挥中国在推动以东盟为主导的RCEP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以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契机，加快构建我国数字贸易规则方案，制定数字贸易规则设计工作计划、实现路径和时间表，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推动各规则模块有序构建。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使更多的国家、地区和群体能够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并公平分享红利，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