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说我钱学森抵得上五个师，可没人知道郭永怀抵得上两个我啊！”这是1968年郭永怀因飞机失事去世的噩耗传来时，钱学森悲痛中发出的感叹。

钱学森与郭永怀这对师兄弟之间的情谊令人感动，现将二人相识30载间的故事写下，以飨读者。

相识

谈及钱学森与郭永怀的相识，要从20世纪40年代说起。

1941年夏天，郭永怀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美国航空之父、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学习空气动力学。

在这里，他遇到了之后影响他一生的师兄钱学森。此时的钱学森已经于193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取得了博士学位，留在导师冯·卡门身边工作，被聘为助教。钱学森有时候会指导郭永怀，也就成了他的“小导师”。

1945年郭永怀完成论文“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破解了声障这一世界难题，并因此获得博士学位。钱学森评价说：“永怀做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郭永怀毕业后留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助教，和钱学森成了同事。

郭永怀回忆：“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教书、作研究的中国留学生有很多，比如周培源、林家翘、傅承义、孟昭英、毕德显、钱伟长等等。每逢周末我们这些年轻人经常到周培源先生家里聚餐，因为周培源当时已经成家。每次聚餐大家都买来蔬菜、鸡、鸭、鱼、肉，钱学森、孟昭英和毕德显的厨艺都非常不错，所以经常主动承担做饭的任务，其他人就负责饭后洗碗。那时钱学森已经有私人汽车，他就经常开车载着我们这几个人找最好的中国饭馆请客吃饭，有时候到郊外野餐或游泳，也有时候到钱学森家他亲自下厨为我们煮饭，厨艺真不错。”钱学森回应道：“和我最相知的只有郭永怀一人。”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爱好把他们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平时彼此切磋学问；苦恼时彼此倾吐真情，相互安慰和鼓励。

相知

在1946年5月，钱学森和郭永怀向美国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前身）提交的论文解决了跨声速流动中的理论和计算问题，大大促进了超声速飞行器的设计。

这时候，由于冯·卡门离开了加州理工学院，郭永怀应西尔斯的邀请，赴康奈尔大学一起创办航空研究院，担任航空研究院副教授。而钱学森则选择去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两校都在美国东部，而加州理工学院在西部。于是两个年轻人开着车一路穿越大半个美国，自西向东，从阳光加州一路3000多公里开到波士顿。据钱学森回忆道：“有这样知己的同游，是难得的，所以当他到了康奈尔留下来，而我还要一个人驾车继续东行到麻省理工学院时，我感到有点孤单。”

1947年秋，钱学森应希尔斯之邀前往康奈尔大学参加学术活动，两位好友再一次重逢。李佩回忆：我认识钱学森是在1947年秋，他和林家翘一起到康奈尔大学参加学术活动，永怀邀请他们两位到住所晚餐。永怀在他的一家单元房里烧了两个菜。我被邀请去陪客。

1948年暑假，郭永怀和夫人李佩到波士顿看望钱学森。李佩在她的文章中谈到这次访问：钱学森春风满面，兴高采烈地谈叙着他回国结婚的经过，同所有年轻人一样，钱对自己的美满婚姻感到骄傲。晚上，林家翘送他们回宾馆，途经钱家。林家翘说，你们看，那就是学森的书房，在波士顿的熟人都知道，只要他的书房亮着灯时，就不要去拍他们家的门。

1949年暑假，钱学森返回加州理工学院，绕道绮色佳看望希尔斯夫妇和郭永怀夫妇。李佩谈到这次聚谈：这次，是钱学森陪着夫人蒋英，抱着出生几个月的儿子永刚，兴致勃勃地来游览绮色佳的山光水色。每逢与希尔斯等在一起时，他们都逸趣横生地讨论起学术问题。钱学森全家来到绮色佳，郭永怀甚是高兴，两人志趣相投，业余爱好都是摄影，老郭带上了相机陪他们参观了绮色佳的几处景点，现在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展厅陈列着当时郭永怀为钱学森和蒋英夫妇拍摄的照片。

归来

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和郭永怀就开始筹划回国。但是还未及成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突变，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钱学森回国受阻，被美国政府拘留，关押在科米诺岛。出狱后被软禁在加州理工学院，需要定期到移民局报到，受到无休止的调查。

1953年夏天，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满七年，按规定有半年的学术假期，他原计划应英国力学大师莱特希尔邀请去英国讲学，因美国联邦调查局不允许任何中国学子离境而不能离开美国。这时候钱学森邀请郭永怀去加州理工学院，这样两个好朋友可以一起进行研究。郭永怀和李佩搭乘了横穿美国大陆的火车到了加州，在钱家附近租了房子。李佩回忆：两家人在一起时，大多谈论着一旦将来能回国，有哪些亟待解决的工作要做。钱家的情况与过去大不一样了，屋里空空荡荡的，客厅里只有一架钢琴。即使如此，去钱家吃饭，都是钱学森亲自下厨。

钱学森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说：我以后再见到永怀同志是1953年冬，他和李佩同志到加州理工学院。他讲学，我也有机会向他学习奇异摄动法。郭永怀的到来不仅使他们两位科学知己在学术上互相砥砺、互相扶持，更为重要的则是给钱学森以很大的精神鼓舞。钱学森回忆说：“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坏的，美国政府不允许我归回祖国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满腔怒火，向我多年的知己倾诉。”他们有时还讨论回国的问题，他们谈论一旦将来能回国，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做。郭永怀还鼓励钱学森说：“不能性急，也许要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形势才能转化，我们才能回国。”

此后他们二人一边工作，一边等待着回国的机会。郭永怀着重对跨声速理论与黏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钱学森重点在物理力学和工程控制论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标志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中美双方自1954年开始了“日内瓦会谈”。主要围绕交换战俘和双方滞留人员。但是钱学森和郭永怀始终没有获准回国。

1955年5月，钱学森通过在比利时的妻妹辗转将一封求助信寄回国内。信中写道：“（学森）被美国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周恩来总理深知这封信的重要性，随即转往正在日内瓦参加中美会谈的王炳南大使手中。这封信在会谈中起到关键作用，美方不得不同意释放钱学森。

钱学森突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临行前，他与郭永怀两人约定一起回国。那个时候郭永怀和康奈尔大学的合同还有一年才能到期，就回复钱学森说：“我在康奈尔大学的课没上完，而且还有一个科研项目要到明年完成，我们要比你们晚一年。”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了祖国。不久，他便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1956年2月2日，钱学森远隔重洋给师弟郭永怀写信：

“快来！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带人来！带书来！快来中科院力学所！我们给你已经准备好了办公室和住房！你的住房离我家很近！我们是邻居了！”

而钱学森也把郭永怀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希望郭永怀回国后到力学所工作，共同建设我国的力学事业。

1956年9月，郭永怀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程，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9月30日，一下船就接到前来迎接的何祚庥带来的钱学森的信件：

“今天是你足踏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是快乐生活的头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我个人还更要表示欢迎你，请你到中科院的力学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办公室，是一间在二层楼的朝南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希望你能满意。你的住房也已经准备了，离办公室只需五分钟的步行，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原因是中科院有研究力学的最好环境，而且现在力学所的任务重大，非您来帮助不可。……我们拼命欢迎的，请你不要使我们失望。”

兄弟二人终于重逢于中关村力学所，开始了携手共同奋斗的12年。

报国

钱学森是力学所首任所长，郭永怀是力学所常务副所长。他们合作创建了中科院力学所和怀柔火箭试验基地、筹划制定我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创建中国力学学会和中国空气动力学学会、创办在清华大学的工程力学研究班和自动化进修班、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和物理化学系。

1958年7月6日，钱学森与郭永怀、杨刚毅在颐和园召开会议。会议研究了力学所的科研方向和任务，确立了“上天、入地、下海”办所思想。

郭永怀回国后不久，钱学森就担任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职务，负责我国第一代导弹的研制，每周到力学所上一天班，郭永怀实际上长期主持力学所的工作。钱学森大刀阔斧，非常果断，郭永怀是严谨细腻，非常周到；他们俩一个抓规划，一个抓落实，配合默契，互相尊重，亲如兄弟，被科学界称为“冯·卡门学派兄弟搭档”。力学所的眭璞如与郭永怀谈话时曾问：“为什么您与钱学森所长从来没有不同意见，是不是让着钱所长？”郭笑着回答：“他是师兄嘛！有什么不同意见我们俩在一起时说。”钱学森对郭永怀也是一样的尊重，有什么问题都要问一问郭永怀的意见，如果郭不在场，就会吩咐“问一问郭所长有什么意见”。

他们俩共创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第十七院），提出了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发展战略，直到今天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和中科院力学所的高温气体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在世界具有领先地位。

二人都感觉中国的科技事业不能光靠回国的几个人，一定要通过专门的学校来培养年轻科技人员，于是就想到创办一所新型大学“星际航行学院”。他们就将这个提议上报到中国科学院，最后党中央决定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钱学森和郭永怀分别担任近代力学系和化学物理系的系主任，并亲自为学生授课。

当我国人造卫星事业起步时，钱学森和郭永怀又同时投身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中，在力学所开展了探空火箭和氢氧发动机的研制，为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郭永怀牺牲后一年零四个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

1960年，苏联突然单方面撕毁合作条约，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使我国刚刚起步的原子弹研制面临巨大的困难。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决策，从全国各地选调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当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钱学森问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时，钱学森毫不犹豫地推荐了郭永怀。从此郭永怀秘密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的攻关，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研制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早期的三大支柱之一。

1966年，在我国原子弹和导弹“两弹结合”飞行试验中，钱学森作为两弹结合的总工程师，郭永怀作为原子弹武器化的主要负责人，二人又一次走到了一起，共同为我国第一颗核导弹的成功发射呕心沥血。

永怀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221基地回京向党中央汇报实验数据，不幸飞机失事。在事故现场，人们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散落一地的十几具遗体当中，竟然有两具烧焦了的遗体紧紧地抱在一起。经过仔细辨认，那正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当人们将他们用力分开时，郭永怀的公文包就夹在两人胸前，里面的资料完好无损。钱学森参加了在八宝山举行的郭永怀遗体告别仪式，送别自己的挚友。他叹息：“10秒钟是短暂的，但回顾往事，郭永怀同志和我相知却跨越了近30个年头。”

钱学森晚年的时候很少写回忆文章，但是1980年1月16日，在编辑《郭永怀文集》的时候，钱学森写了一篇怀念郭永怀的文章，在文章中回顾了他和郭永怀近30载的交往，称郭永怀和他“最相知”，表达他的怀念之情。1988年12月5日，纪念郭永怀逝世20周年的纪念大会，钱学森在大会上发了言。编辑《郭永怀纪念文集》时，钱学森又写了一篇怀念文章：《冷与热，科学态度与献身精神的结合》，钱学森写道：“我认为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这些贡献，我想人民是感谢他的。周总理代表党和全国人民对郭永怀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是证据。”

仰望星空，浩瀚宇宙中的“钱学森星”和“郭永怀星”像两盏明灯，指引我们前行。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他们用一生诠释了唯有拥有一颗赤子之心，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科学家。

（作者系山东省荣成市郭永怀事迹陈列馆馆长、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