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此心光明，良知四句

“此心光明”是王阳明临死时的遗言。他讲，“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就是说，我的心是光明的，此外也不需要再讲什么了。可见王阳明主要是讲“心”。为什么王阳明要讲“心”，为什么说“理”在“心”中？王阳明的思想有个变化过程。他开始是相信朱熹理体学的。当时要考举人、考进士，必须读四书五经，同时以朱熹的注解作为考试的标准答案。所以他相信朱熹的“格物穷理”，就是要从外物当中格致出“理”来。有一天，王阳明有个姓钱的朋友说，我们“格”物，然后体认物当中的“理”，于是坐在王阳明父亲的官邸里，去格竹子的“理”。姓钱的朋友在竹子前冥思苦想，竹子里头的“理”在哪里？结果坐了三天，病倒了。王阳明一看，认为姓钱的朋友功底不够。于是他坐在竹子前面，冥思苦想竹中的“理”，经七天七夜，结果也病倒了。他从亲身实践中体会到，从外在客观事物中寻找“理”，是格不出来的。这对他是很大的打击。这时他看过很多书，儒家的、道家的、佛教的都看，企图从中找到格竹之“理”失败的原因，试图解决为什么物当中格不出理来这个困惑。

后来王阳明被发配到贵州深山老林，就是贵州龙场驿。深山老林里有瘴气，环境很恶劣。王阳明得自己种菜、砍柴、做饭，非常狼狈。这时候，他觉得“理”在外面格不出来，如果“理”客观存在，就不应是这样。“理”，起码应该讲道理，按照理来办事情。有一天，他终于内悟到格物致知这个思想的内涵，否定了朱熹“求理于事物”的认识途径，肯定“吾性自足”而“求理于吾心”为圣人之道。“理”也在我心当中，从而逐渐构成心学思想，并在贵州龙岗书院讲学授徒。后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请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授徒。在这一过程中，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认为不要到外面去追求“理”，不要从客观事物中求“理”，“理”就在我心中，我心就是“理”。这其实也是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天地就在我心当中。尽管陆九渊的思想遭到朱熹的批判。朱熹的思想在明代已经成为士子们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它本身已经僵化、没有生气了。当时王阳明的大弟子钱绪山等人去考试，按照王阳明的思想来答卷，结果一个也没有被录取。王阳明听后哈哈大笑，认为这是好事，全国的举人都来考进士，王阳明的学术在全国士子当中就可以得到传播了。由此也可以看出，王阳明的思想是一种胸襟广阔、看到了将来事业发展前景的思想。

后来，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思想。他认为良知是心的本体，是天理的昭明灵觉。灵明能同万物相通。所以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说：“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中国就像一个人一样，天地万物就在我的心中。他说，我们看到有孩子往井里爬，会去救孩子，因为我们有恻隐之心。这一恻隐之心不是说要讨好他的父母，也不是为了取得我的名誉，而是出于“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是同这个孩子连在一起的。王阳明说，你看到鸟兽被伤害，瓦砾草木遭破坏，也会产生一种怜悯不忍之心，这种心同瓦砾、草木、禽兽的心是相通的。所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中国的思想超越了一切外在限制，达到了心的本体。这个“心”，不仅能够生天生地，而且也是社会伦理道德，同万物是相通的。

王阳明把“理”纳入心中，“理也者，心之条理也”。在他看来，“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条理，便谓之信”。良知便是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心外无理，亦心外无物，“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进而他提出了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思想体现出从“心即理”到“良知”的发展过程。良知也是一种体验。他曾经有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心中贼”应以良知来破。当时有学生问王阳明，我们到山上去，山上的花自开自落，同我们的心有什么关系？王阳明说，当你还没有看到花的时候，你心里是寂静的；当你看到花的时候，花就呈现出来了，所以花就在你心中。过去我们一般认为这种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其实王阳明在这里并没有否定花的存在，只是说它还没有呈现出来而已。从这个意义上看，“心即理”同西方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是不一样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著名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