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政协开始筹备《人民政协报》创刊，经常就办报的方针、内容、人员等广泛开展讨论，听取各方面意见。

萨空了是新闻界的老前辈、老报人。早在1957年，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书时，就对他十分尊敬。1962年，我分配到民盟中央工作后，得到了他诸多的关心、教诲和指导。1983年时，萨老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工作任务非常重。所以，他让我来人民政协报社帮帮忙，我义不容辞。

那时，人民政协报社的员工非常少，萨老曾希望我将人事关系正式调动到报社来，但由于当时民盟中央也是刚刚恢复工作，同样工作紧、任务重、缺人手，几经周折，此事并没有获得组织批准。

仍然留在民盟中央工作的我，成为人民政协报社的“编外人员”。与跟我情况基本相同的毛启邠同志（民进）、祝修林同志（民革）一道（二人已故），被报社给予了“特邀记者”的名誉。虽然没有任何报酬，但这一做，就是40年。

我一直在民盟中央工作，曾经担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宣传部部长，还曾经做过《中央盟讯》的主编，后来又连任了第八届、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所以对《人民政协报》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既是一名忠实的读者，也是一名辛勤劳作的“记者”。我一直牢记着萨老的教诲，从1983年《人民政协报》初创到现在，在《人民政协报》上刊发的稿件超过了100篇，题材各异，篇篇用心，努力践行了做一名优秀“特邀记者”的诺言。

在多年的“特邀记者”生涯中，我印象深刻的新闻报道有很多。其中，1990年，随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到福建宁德调研后，写作《钱伟长 宁德行》一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同时，因为曾担任华罗庚先生的助手，撰写了很多与华老有关的文章，得到了读者的赞誉。此外，对于费孝通先生、陶大镛先生和史良先生的采访、记录和报道，也展现了几位老前辈的独特魅力，收到了许多读者的热情反馈。

感到欣慰的是，我不仅见证了《人民政协报》的成长，也为《人民政协报》的发展贡献过一份力量。

抚今追昔，我认为《人民政协报》在发展过程中有三个重要作用：其一，阵地作用。《人民政协报》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宣传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作用的重要阵地。其二，平台作用。《人民政协报》广泛凝聚共识，成为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发表意见、凝聚共识的平台。其三，渠道作用。《人民政协报》积极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

从最初一字一句地把文章誊清在稿纸上，通过邮递方式把稿件寄送报社，到如今用电脑将所写文章发送到编辑部邮箱……从“铅与火”到“光与电”的时代进步中，我也成了80多岁的老人。

祝愿《人民政协报》越来越好！

（作者系第八届、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原副秘书长、宣传部原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