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在香港邀集中外人士发起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的救援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保盟”成立后，在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筹募款项，进行医药工作、儿童保育工作与成立工业合作社等活动。同时，宋庆龄和“保盟”还利用各种方式向世界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着重介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所取得的伟大抗战业绩，为争取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同情和支持，吸引和团结大批国际友人、海外侨胞投身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东方战线，发挥了巨大作用。

把《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办成向世界展示人民武装的重要窗口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游击队一直致力于对日作战，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但八路军和新四军取得这些战绩并不为外界所了解。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多处于偏远地区和敌后，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则与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的军事封锁与包围有关。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新闻报道采取严密的检查制度，外界无法获得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真实信息。

鉴于此种情况，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意识到，“保卫中国同盟不但在为中国的斗争争取国际同情、为前线与敌后的战士争取物质援助方面要负起责任”，还“应该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

1938年下半年，宋庆龄领导“保盟”创办了中央机关刊物《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简称《通讯》）。该刊物专门向国际友人和华侨介绍保盟的工作和物资需求，并将重点放在对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介绍、宣传上，积极致力于报道被封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战的真实情况。

《通讯》早期是一份油印本的英文简报，邀请进步的外国记者贝特兰、爱泼斯坦负责编辑出版工作。从1939年4月1日起，《通讯》改为铅印出版的英文双周刊，一直到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共出版了36期。为了扩大在广大华侨、华人中的影响力，1941年初还出版了中文版，由邹韬奋和金仲华担任编辑。

宋庆龄曾回忆说，《通讯》的出版发行，是为了“说明了哪些地方真正进行着对敌斗争”；“我们刊登了描绘中国人民在战场上和在自力更生的生产运动中英勇战斗的生动报道；此外，我们揭露了那些贪污腐化背信弃义的人们，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种种罪恶活动来破坏这一场光辉的事业”。为了粉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宋庆龄指示“保盟”利用自己的出版物，积极宣传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了以切断日军交通命脉、打破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为主要任务的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通讯》第一时间对八路军开展百团大战的情况进行报道：“八路军在8月和9月的重大攻势中，攻占了华北近50处重要据点，包括历来被称为‘通向山西的门户’的娘子关，以及具有战略地位的大段线路。这一振奋人心的篇章，是对其他地区向日本人作出的遗憾退让的有力补偿。”同年11月，《通讯》又详细报道了百团大战的战况，列出了八路军在前三个星期内取得的战果。为了更好地让读者了解八路军的战绩，还专门刊载了“华北游击区域地区”示意图，显示八路军所在的主要区域。

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埃文斯·卡尔逊在抗战初期曾不畏艰险，深入敌后和正面战场，拜会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并认真考察了人民军队的抗战，发现“在共产党军队内有着友好、自力更生和真正的民主”。后来，他“以忠实地宣传中国抗战，特别是中共及八路军抗战的真相为头等大事”，又对新四军进行了访问。《通讯》曾刊载卡尔逊反映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地报告《在长江流域的游击战士中间》，让世界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艰苦情况和不屈斗志，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值得一提的是，《通讯》还刊载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相比较的文章，指出两者之间的不同点：“大部分中央军驻扎在后方，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则深入敌后，出色地组织起游击战根据地。和其他军队不同的是，这两支部队始终执行了武装动员民众的方针，达到有组织的团结抗日。别的中国军队只是把他们自己视作职业士兵，这两支部队却总是履行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拓者和建设者的职责。这就是八路军、新四军被称为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先锋的原因。”

广邀国际友人撰稿，报道中共的方针政策及人民武装的战果

《通讯》还专门开设“战地报告”栏目，邀请在华的国际友人如马海德、路易·艾黎、白求恩、王安娜等为《通讯》撰稿或提供文章，向世界宣传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方针政策及其战果。新西兰记者、作家詹姆斯·贝特兰1937年来远东旅行研究，同年由北平秘密前往延安，访问了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抗战的一系列问题。在1938年至1939年间任英国《每日先驱报》和《曼彻斯特卫报》驻华特派员，此后应宋庆龄之邀，参加保卫中国同盟，与爱泼斯坦共同负责“保盟”的国际宣传，编辑出版《通讯》。在宋庆龄的鼓励和帮助下，贝特兰多次深入抗战前线与后方，采写了不少好文章，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人民武装的抗战业绩，有部分战地报告文章就刊发在《通讯》上，如关于国际和平医院的报告，《穿越中国战场，随救护车赴西北的行程》《同日本摊牌？》《纪念白求恩》《日本在华北的进攻》等。宋庆龄非常欣赏贝特兰写的文章，曾给他写信说：“你的文章写得好极了，读来令人精神振奋，我非常欣赏。”并鼓励他继续报道中国抗战。他还有数部关于中国抗战的专著，如《西安事变真相》《华北前线》《战争阴影》等，部分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出版发行的。

通过演讲和信函等方式向世界介绍、宣传中共领导的抗战活动

宋庆龄曾说：“我所发表的文字许多是以国外读者为对象的。”宋庆龄先后为《通讯》撰写了多篇文章和评论，同时，她还通过演讲和信函等方式向世界介绍、宣传中共领导的抗战活动，并为中共和人民武装争取外界援助。1937年8月，宋庆龄发表文章《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文中指出：“经过十年内战，国内许多地方遭到摧残，而共产党非但没有被打败，反而成了抗日的先锋。从最近访问红区的《伦敦每日先锋报》记者斯诺的文章，我们知道了红区的真实情况，并且认清了那些从来不敢走到所谓‘匪徒’近旁去看看的人所作的宣传是多么荒谬与虚伪。”

1937年9月，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这是中国军队在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八路军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年10月，宋庆龄在向美国人民发表的演讲中，特别提到此事，“过去的红军即现在的第八路军，已是国军的一部分，正加入作战。第一次与敌军接触，就获得压倒一切的胜利。”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宋庆龄也在文章和讲话中多次提及，她向世界呼吁：“我们为什么重点叙述边区？因为它们应该比诸其他地区和军队优先获得援助吗？不是。我们重点叙述游击区是因为这些游击队面对的作战对象，占在华日军的几乎一半，而最近三年以来从未得到政府的援助，包括军火、金钱和医疗物资。”

1943年，宋庆龄致信美国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委员坎农，在信中提到：“游击队在几乎没有武器和外界支援的情况下，不仅在装备精良的占领军的后方建立、保持和扩大了抵抗基地（这些基地总有一天会成为反攻的前哨），他们还赢得了人民军队的光荣称号，而这样的军队是绝不会扔下一个伤员不管的。”

通过宋庆龄和“保盟”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各国人民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了解，从而更加广泛、更加积极地支援中国抗战。许多国家都成立了援华会，积极支持、配合“保盟”的工作，并通过“保盟”，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帮助，有力支援了中国抗战。与此同时，宋庆龄和“保盟”救济工作逐步扩大，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援华团体和东南亚、南洋的华侨建立了稳定持久的联系。《通讯》和其他出版物的影响不断扩大，发行量由最初的1000册上升到2500册。

（作者单位：宋庆龄陵园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