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于汉口正式成立，理事会由国共两党要员、爱国民主人士组成，宋庆龄出任名誉理事长，其宗旨是“利用后方的丰富资源和从敌占区来的难民建立规模不等的工业合作社，生产工业和生活用品供给军需民用”。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由于宋庆龄的崇高威望，“工合”国际委员会一成立，就获得了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广泛支持。

宋庆龄对“工合”工作极为重视。1941年5月初，宋庆龄决定以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的名义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为“工合”募捐，以扩大“工合”规模救济难民伤兵支援前线。“保盟”在香港成立了“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宋庆龄任委员会名誉主席。“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号召香港民众“用节约一碗饭的精神以物力支援祖国抗战”，并规定了募捐办法：发售餐券1万张，每张2元，餐券的价值本可享受几道菜肴，但认购者只能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吃炒饭一碗，发售餐券的所有收入全数赠送给“工合”。

为推进“一碗饭运动”的积极展开，“保盟”特别印制了各种精良的传单和标语，高悬在港九码头、车站及娱乐场所。由“保盟”资助创办的香港《华商报》，为“一碗饭运动”提供了宣传阵地，刊登了宋庆龄为“一碗饭运动”所写的题词以及多篇由夏衍、张友渔等著名文化人撰写的盛赞“一碗饭运动”的文章。香港餐饮界同仁积极支持这一爱国运动，踊跃报名参加，不但不要求收回成本，而且还“竞相提高报效的碗数”。各界人士也纷纷响应，认销餐券及代销餐券行动非常踊跃，很多海外华侨也汇款到香港，认购餐券。

7月1日晚，“一碗饭运动”开幕典礼如期举行，“保盟”领导、“工合”代表以及救亡团体代表、文化界名人、工商界领袖、港英政府官员等150余人出席。随着宋庆龄乘车到达典礼现场，“向孙夫人致敬”的口号声此起彼落，掌声雷动。宋庆龄遂提前下车，向夹道欢迎的人群含笑致意。晚8点整，典礼开始，宋庆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对“一碗饭运动”给予高度的评价。她说：“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宋庆龄的讲话获得了听众雷鸣般的掌声。

会场主席台上摆着一批孙中山的墨宝与纪念品，是宋庆龄捐赠给“一碗饭运动”义卖的。当宣布义卖开始时，因与会的各界代表积极争购，临时决定改义卖为拍卖，虽如此，仍很快被抢购一空。

8月1日，是“一碗饭运动”开展的第一天。香港车站、码头、机场、大街小巷、娱乐场所乃至汽车上到处可见“一碗饭运动”的标语、宣传画上面写着：“为祖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多买一碗饭多救一个难民”……各认捐炒饭的餐厅都装饰一新，门口挂着“爱国之门”“欢迎来吃救国饭”的横幅；有的还展出了抗日将士英勇杀敌、“工合”社员努力生产的图片。“保盟”中央委员廖梦醒等到参加活动的各餐厅巡视，表示感谢。中午，认购炒饭的各界人士纷纷前往各餐厅持券就餐，称炒饭为“爱国饭”“救国饭”。“一碗饭运动”原计划举行三天，后应各界要求，不少餐厅主动延期至8月底。

8月底，“一碗饭运动”圆满结束，共筹集款项港币23128元，国币615元。这笔款项连同各团体、个人的捐款，全部作为救济基金。9月1日傍晚，“保盟”隆重举行“一碗饭运动”结束、颁奖典礼，宋庆龄亲临主持，何香凝及中外来宾、各社团代表共百余人出席。

会上，何香凝发表演说，感谢宋庆龄和中外各界人士对“一碗饭运动”的“积极支持”、热心帮忙，同时强调：“我国现在抗战正酣，国内同胞蒙难正多，希望全港侨胞能够再接再厉，继续加倍努力。”

宋庆龄亲自向在这个运动中作出较大贡献的13家餐厅的代表颁赠了绣有由她亲笔书写的“爱国模范”4个字的红缎锦旗，还向自始至终热诚赞助“一碗饭运动”的多名餐厅拥有者赠送了孙中山遗墨以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