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历史文献、出土文物的整理保护研究，是传承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重要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在探源中华文明的治学过程中，提出天文与人文相结合的“中国天文考古学”，并将有证可考的中华文明历史拉长。本期学术家园推出的“文化遗产系列”访谈，邀请冯时结合专业理论与实践，系统阐释中华文明独特的理论体系以及文化文明传承发展规律，以更好地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创造科学与创造文明
学术家园：中国天文考古学作为一门综合学科，阐释了科学技术与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它对考古学与当代科技具有哪些借鉴与启示？
冯时：人类社会的历史难道只是人的历史？中国古代先贤认为，人生长在天地之间，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人类社会得以长久生存并发展的根本保证。这种以天地人之间相互关系为核心的三才之道是中华文明的智慧之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而中国天文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古人留弃的直接史料的研究重建这种宇宙观。这意味着如果不懂得古代的天文学，不了解古人的天文观，我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把握中华文明诞生和发展的脉络，不可能透彻地理解中国文化。天文考古学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
先贤的观象授时工作其实是为农业生产提供准确的时间服务，这使天文学成为一切科学中最古老的一种。事实上，先贤创造科学的活动也就是他们创造文明的活动，天文学作为中国文化之源的事实相当清楚，其不仅决定着传统时空知识体系的形成，而且对于传统政治观、宗教观、祭祀制度、典章制度、哲学观和科学观的建立都有着深刻影响，其中最具有意义的就是独特的知识论与宇宙观。
“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追求。然而如何才能实现“长生”？这关乎两个关键问题——知识论和宇宙观。中国传统的知识论涉及两方面内容，其一，人类通过怎样的方式认识世界。其二，人类的发展究竟需要怎样的知识。中国传统的认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格物致知”，这是唯物主义，先贤通过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分析获得知识，因此中华文明实际是探求真理的文明。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要求人必须与天地同节，这不仅导致了传统知识体系的形成，也决定了天人合一宇宙观的诞生。
人类社会到底需要怎样的知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同样重要。中国文化反对泛知识论，他们并不认为所有知识都对人类的发展有益，也不认为人们可以无节制地探索一切知识。人类只需要可以促进社会发展的知识，而必须摒弃那些危害人类社会甚至反人类的知识，这意味着人的精神欲望必须得到约束。中国传统知识论给予今人的启示，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理论的“三要三本”
学术家园：中国天文考古学从您提出发展至今，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重大成果，是将有确证可考的中华文明历史长度拉伸至八千年，下一步将如何做好这一理论的研究、阐释与传播？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其旨在通过对古代遗迹遗物的天文学研究重建上古的知识体系与宇宙观。我在2001年以前的工作主要是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构建这一学科独立的学科体系，《中国天文考古学》学术专著的出版为其代表；之后则集中解决中国文化正本清源的问题，《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乃是这一研究的结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为天文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崭新史料，极大地丰富了天文考古学研究的内容，这使对中国文化的系统阐释成为可能。
天文学作为中国文化之源的事实意味着天文学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大致处于同一时间，因此，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起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使天文考古学研究必须对中华文明的理论问题有所思考。如果说河南舞阳贾湖距今九千年律管候气的考证、湖北秭归东门头距今八千年碑表测影仪具的揭橥，还只是对个别天文遗物的认识的话，那么安徽蚌埠双墩与湖北秭归柳林溪发现的公元前六千纪先贤对空间与时间规划的遗存、河南濮阳西水坡公元前五千纪以天文星图为主要内涵的原始宗教遗存，以及辽宁建平牛河梁公元前四千纪的圜丘方丘和交泰遗存、安徽含山凌家滩公元前四千纪龟书九宫遗存，则系统地建构了上古文明社会的知识体系与宇宙观。这些证据无可辩驳地将中华文明的历史提前到至少距今八千年的时代，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己身文明的传统认识。
当然，进一步丰富上古宇宙观的研究乃是重建中华文明八千年信史的关键，已有的证据表明，不仅距今八千年是天文观测精确化的转折期，同时更是系于观象授时而产生的以文德思想为基础的原始文明观的形成期，这对完整理解中华文明非常重要。
学术家园：您把古人所建立的中华文明理论总结为“三要三本”，基于怎样的中华文化背景，请简要阐述这一理论体系？这是否为中华文明独有之理论？
冯时：独立的学科体系必须具有独立的理论体系，而独立的理论体系又必须建立在己身文明的概念体系之上才可能形成，显然，己身文明的概念体系是重建中华文明的根本。
如何定义我们的文明？这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重要理论问题。澄清这一概念，必须回归己身文明的文献传统。“文明”一词于先秦时代的《尚书》与《易传》早已出现。《尚书·舜典》：“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这是形容虞舜其人品德高尚，可见古人所谈的文明实为形上之德，而与技术的高下无关。《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龙的原型是天上的星象，因此这明确阐释了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事实。很明显，古人所理解的文明首先是指人的个体文明，他们认为，有了个体的文明才能形成群体的文明，进而建立起社会的文明。文明社会是不可能依靠野蛮的个体建立的，而成就文明个体的重要标准就是文德，于是文德便成为人区别于禽兽的重要品德。事实上，文德以诚信为其核心内涵，而诚信观念的产生则源于上古先贤的观象授时，正所谓至信如时，这体现了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因果逻辑。
古代观象活动在建构文德观念的同时，必然以格物的方式建立起以天文学和中算学为核心内容的原始知识体系，以及以天人关系为特征的原始宗教，并为人神沟通的需要而创造了文字。同时，自然资源及人类生产的有限，会使先民很容易懂得节用而长久的道理，从而形成以节制人欲为核心思想的礼制传统。因此，知识体系与礼仪制度便同文德观念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三要，文德作为成人之本，知识作为立身之本，礼仪作为治世之本，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三要三本”。很明显，这些思想的形成，其源出观象授时，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事实已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天文考古学研究实为重建中华文明理论及信史的不二法门。
重建中华文明信史的新探索
学术家园：从天文考古学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原因在于什么？您曾谈到中华文明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文明以止”，蕴含着怎样的文化文明传承发展规律？
冯时：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传承八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这个事实本身已充分证明中华文明有着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优秀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当然要使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由此决定的顺时施政的政令观同样强调了人要和谐地融于自然。而这些思想的集中体现，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中”的观念。
“中”的观念来源于立表测影，当槷表垂直地立于水平的地面而不向东西南北任何一方倾斜的时候，这种状态就是中——中正。后世儒家思想的中庸、道家思想的中和，都是对此的继承和发展。天子掌握着观象，于是立表的位置便有了空间之中央的意义，况且传统的天命观主张天子配帝在下，居中而治，而天地之中的测定仍然需要通过立表测影来完成，这个立表测得的天地之中便形成了“中国”的观念。事实上，正是由于天地之中具有了授命在下的宗教意义，从而使居中而治的王权具有了政治和宗教的合法性。这意味着合法王权必须建立在天地之中，不论哪个民族，一旦居中而治，也就承担了传承这一文化的使命。所以中华文明与西方的民族国家不同，中华民族并不强调某个民族，而是强调各民族的集合，正如今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指各民族的共同复兴一样。这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不绝的真正原因。
学术家园：您近期有哪些学术计划？
冯时：尽管天文考古学研究对于重建中华文明历史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中华文明的理论建设需要进一步系统化，很多考古材料也需要考证和阐释，任重道远。最近我在撰写的一部新作《我们的文明》，即是通过天文考古学研究重建中华文明信史的新探索，不仅天学之源有所澄清，而且有关汉字起源的问题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突破，甚至七千年前作为文明与文德核心观念的“文”字得以识读，其已与时空体系构成了传统政治观的绳治思想。这些证据所展现的完备的文明体系，再次证明中华文明历史的源远流长。
